圖片來自網(wǎng)絡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來的之突然，發(fā)展之迅猛，是幾乎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在這一場可以稱之為全民斗爭的戰(zhàn)“疫”之中，各行各業(yè)的人們在努力嚴格遵守政府要求和專家建議的同時，廣大文學藝術家們也紛紛發(fā)揮自己的專業(yè)優(yōu)勢，為弘揚正能量、宣傳和普及抗冠知識、增強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戰(zhàn)“疫”信心貢獻力量。攝影，作為最直觀、最及時、受眾面最大、最易傳播和最易參與的文藝形式，成為最受媒體和大眾矚目的宣傳主力。

攝影術自誕生以來，在人類的重大歷史時刻和災難面前幾乎都不曾缺席，不論是對于當時和后人來說，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政治、歷史、社會和文獻意義。從芬頓的克里米亞到卡帕的西班牙，從尤金?史密斯的《水俁》到2015年普利策專題攝影獎《西非埃博拉疫情》，不但鮮明地表達了攝影師的觀察力與責任感，有力地揭露了真相、弘揚了正義、呼喚了良知，也讓這些作品本身成為了攝影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不朽的經(jīng)典，真正實現(xiàn)了個人抱負與社會效益，時代價值與歷史意義的多重圓滿。也正因為如此，這些影像的誕生也對攝影師提出了遠比一般攝影人高得多的要求，這些要求既有技術和文化層面的，也有價值觀與藝術觀層面的。

由于這類題材本身的重要意義和受關注程度，攝影師及其作品很容易獲得比普通題材的照片大得多的傳播度和影響力，不論攝影師本人的初衷怎樣，隨之而來的名利也往往在情理之中。由于有了名利的因素摻入，對于這類攝影作品的創(chuàng)作和接受就變得復雜和微妙起來。雖然說時間是最好的裁判，所有的平庸和投機之作在歷史面前都將無所遁形，但對于當代人來說，這些題材的攝影作品在當下的社會意義和審美價值要遠大于它們將會在攝影史上分量幾何。

圖片來自浙江文藝網(wǎng)，汪建林 攝

在今天形勢依舊十分嚴峻的戰(zhàn)“疫”斗爭中，層出不窮的各類文藝作品在經(jīng)歷了最初的井噴之后，文藝圈內(nèi)外很快也開始了不少反思和批評的聲音。與那些每天都在緊張地與死神賽跑和抗爭的人相比，很多作品確實沒能起到應有的激勵和弘揚責任。不論是文學還是繪畫，音樂還是攝影，優(yōu)秀的作品不少，但形式雷同、無病呻吟者多，讓人眼前一亮、觸動心靈者并不多見。題材扎堆，形式八股，情緒表面，辨識度低，大概是很多這類文學藝術作品的通病。

好的新聞和紀實攝影作品應當是新聞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tǒng)一，首先要避免的就是題材先行和符號慣性。戰(zhàn)“疫”內(nèi)外，不僅僅是那些人們早已熟悉到陌生的人物、場景、表情和影調(diào)，不是那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用在任何其他醫(yī)療新聞事件中都毫無違和感的沒有多少營養(yǎng)的“好照片”。汗水和微笑固然動人，痛楚和死亡固然揪心，但圖式和情感的濫用所導致的平庸反而麻木著真正的神經(jīng)，阻隔著真正的共鳴。汗水和微笑有無數(shù)種“溫度”與“表情”，痛楚和死亡背后的人性與力量也遠比痛楚和死亡本身令人動容。不能否認很多差強人意的作品背后有善良和積極的動機，但這不能成為攝影師對事件和攝影本身的認知及表現(xiàn)能力不足的托詞。

此次戰(zhàn)“疫”的嚴峻程度不亞于真正的戰(zhàn)場。我們當然不能完全同意“如果你拍的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靠的不夠近”這樣個人化的豪言壯語，尤其是在需要盡量規(guī)避與他人接觸的疫情之中，而且除了極少數(shù)記者外，絕大多數(shù)攝影人是無法深入到戰(zhàn)“疫”一線進行創(chuàng)作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刻意追求題材先行和典型圖式的攝影師不免帶有一定的投機意味。對于一雙善于捕捉和探究的眼睛來說，沒有白衣天使，沒有志愿者，沒有揮手送別和含淚相擁的取景框中依然有無數(shù)種新的可能。

埃博拉危機下的利比里亞 2015

新聞的力量和人性的厚度需要恰當?shù)乃囆g表達才能更好地傳播。長期以來存在于攝影人和普通大眾心里的一個誤區(qū)是把好看與感人等同于一張具有藝術性的好作品，雖然視覺愉悅和道德共鳴本身也是作品是否具備很好的藝術性的重要起點與歸宿。當然，這是一個建立在個人能力、才華和機遇基礎上的循序漸進的過程。在人人都是攝影師的今天，在大災面前繼續(xù)大量即時報道和宣傳影像的當下，我們無法苛求每一位攝影師和每一件作品都達到或接近這樣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攝影人至少需要首先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tài)度，為時代見證，為事實發(fā)聲，用自己的眼睛和鏡頭真誠而執(zhí)著地記錄身邊戰(zhàn)“疫”的點點滴滴，為國家、民族和中國攝影留下一份有一定價值的視覺文獻。這個過程本身也是不斷打磨自己，走向優(yōu)秀攝影師的必經(jīng)之路。

（《中國攝影報》2月11日評論版“千里隨談”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