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藝八十春 黃鐘大呂中國夢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楊家?guī)X召集召開了在中國文藝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產(chǎn)生重大而深遠影響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同志在座談會上發(fā)表重要講話。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講話后來以“引言”“結(jié)論”形式與座談會結(jié)束后一周內(nèi)發(fā)表的兩次關于文藝問題的重要講話一起,整理成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
關于這次文藝盛會,還有許多有趣的細節(jié),中國文藝網(wǎng)梳理了一串數(shù)字密碼“113143”,一起來看看吧~
一、1張請柬
延安文藝座談會請柬
中國國家博物館 藏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著一份珍貴的請柬。它是著名版畫家胡一川當年受邀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見證。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專門召開工作會議,研究召開文藝座談會的問題,文藝座談會就此提上工作日程。
4月27日,毛澤東約周揚、舒群等共同草擬了一份參加座談會的名單。審閱通過后,以毛澤東和中宣部代部長凱豐的名義發(fā)出請柬:“為著交換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起見,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guī)X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nèi)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闭埣碛醚影采a(chǎn)的粉紅色土紙油印,64開大小,豎排。
以請柬的方式,邀請文藝家們開會交換意見,拉近了黨和文藝家之間的距離。這既表現(xiàn)出黨的領導人對文藝家的尊重,也透露出這樣一種歷史信息:這是一次政治領袖與文藝家們平等的對話。
二、1 張合影
《延安文藝座談會代表合影》
吳印咸 攝
謝子龍攝影博物館館藏
這張珍貴的合影拍攝地點在延安楊家?guī)X中共中央辦公樓外的空場上,是在1942年5月23日下午的全體會議上,朱德講話之后拍攝的。毛澤東和朱德坐在第一排,每個人面容樸素而振奮,當年現(xiàn)場熱烈的氛圍撲面而來。
當時室內(nèi)空間小且光線較暗,無法拍照,大家就移到室外。在凱豐的號召下,大家一起動手把室內(nèi)的桌凳搬出來。又在攝影師吳印咸的指揮下,在會議室門口擺成五排。一看還是站不開,就把附近的幾根木頭抬來用,這樣才勉強排成了六排,前兩排坐著(第一排坐馬扎,第二排坐凳子),后面站著。
吳印咸回憶,“毛主席親自招呼大家到外面,自己先坐下,大家很快圍了上去,站好坐定。主席如此重視,親切融洽,使全體與會者激動不已?!币驗橄鄼C鏡頭小,拍照人又多,為了保證效果,吳印咸先從前側(cè)方向拍了一張,后又從正面用3張底片拍了接片,留下了這張珍貴的照片,成為文藝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珍貴史料。
三、3 次會議
《延安文藝座談會》
閻文喜
學者高慧琳編著的圖書《群星閃耀延河邊:延安文藝座談會參加者》中介紹,延安文藝座談會大會開了三次。當時會議的參加者并無嚴格限制,據(jù)多種不同記載,三次會議參加者有所不同,從七八十人到150人不等,在吳印咸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代表合影》中留影的,則共有106人。
第一次會議是在1942年5月2日,由凱豐主持,毛澤東作講話。他著重講了立場、態(tài)度、對象、材料、如何搜集材料、學習等六個問題,也就是《講話》中的“引言”部分。毛澤東講完后,會議休息,接著開始討論,會議開到晚上約十點半結(jié)束。
第二次會議是在5月16日,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認真聽取了大家的發(fā)言。毛澤東面前放了一疊白紙,不時用鉛筆記下一些發(fā)言。
第三次會議是在5月23日,先由朱德發(fā)言,之后照合影,最后由毛澤東作結(jié)論。朱德談了文藝工作的立場、態(tài)度、對象問題后,大家到室外拍攝合影。照完相后,天色漸暗,大家先吃晚飯。飯后,會場移到中辦大樓前的空地上進行。工作人員用三根木桿架成一個三角形木架,掛上汽燈,人們圍坐成一個橢圓形的大圈,聽毛澤東作“結(jié)論”。
四、1個共識
《兄妹開荒》
鄭景康 攝
《講話》提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時至如今,這個觀點已經(jīng)成為普遍的共識。
在第三次會議上,毛澤東以文藝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這兩個問題為中心,進行了精辟論述。他說:“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nóng)兵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深入實際,改造世界觀,與工農(nóng)兵相結(jié)合,把普及與提高結(jié)合起來。接著,他又闡述了文藝的源與流的關系、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批評問題等。他還根據(jù)先前調(diào)查了解到的情況和三次會議與會者的發(fā)言,對當時延安文藝界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及八種錯誤觀點逐一進行了剖析,從而徹底解決了文藝為什么人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
五、4 個版本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多個版本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重要文獻在歷史上曾先后出過四個版本,經(jīng)歷了三次不同方式的修改。
1942年5月,在當時的座談會上,毛澤東的講話由周昆玉等人做了速記,該記錄稿由七七出版社印行,可以稱為《講話》的第一個版本。
1943年10月19日,為了紀念魯迅逝世七周年,《解放日報》全文發(fā)表了《講話》。當月,延安解放社正式出版了單行本,正文前附有《解放日報》編者按。此版本為鉛印,40頁,32開,人們習慣稱之為“解放社本”或“1943年本”。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決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選集》。1951年2月至4月,毛澤東利用在石家莊調(diào)研休息時間,開始著手修改《毛澤東選集》一至三卷的初選文稿,其中包括對《講話》的修改。1953年,《講話》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第四個版本是1991年,中央決定對《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進行修訂,在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70周年之際出版。
六、3 次修改
《思想的凝聚——延安整風運動》
郭健濂、陳宜明
《講話》的第一次修改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語言進行了潤飾。七七出版社印行的版本由于基本上是當時講話的記錄稿,口語化氣息濃郁,還保留著一些俏皮的話語,后來對這些詞語進行了增刪和修飾。二是加入了配合當時政治工作的言辭。例如,當時由于受“搶救運動”的影響,解放社本增加了“特務文藝”的說法,說在中國除了封建文藝、資產(chǎn)階級文藝、奴隸文藝之外,還有一種特務文藝,說在文藝界黨員中,除了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以外,還有一批更壞的人,就是組織上加入的也是日本黨、汪精衛(wèi)黨、大資產(chǎn)階級大地主的特務黨,但是他們隨后又鉆進了共產(chǎn)黨和共產(chǎn)黨領導的組織,掛著“黨員”和“革命者”的招牌,等等。
第二次修改是在解放社本的基礎上進行的,據(jù)統(tǒng)計共修改了670余處,其改動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增強文本的邏輯性和理論色彩。為了使文本讀起來更加順暢,毛澤東修改時增加結(jié)構(gòu)助詞“的”。把有地域色彩的、方言性的詞換成通用的詞,例如把“雖然出不出好東西”改為“雖然拿不出好東西”等。二是增強文本的規(guī)范性和書面色彩。例如,把“抗戰(zhàn)以后”改為“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把“內(nèi)戰(zhàn)時期”改為“十年內(nèi)戰(zhàn)時期”。三是修訂某些過時的提法。例如把“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奴隸文化”改為“買辦文化”,把“紅軍戰(zhàn)爭”改為“革命戰(zhàn)爭”,把“日本法西斯”改為“日本帝國主義”。同時,刪去了所有關于“特務”問題的文字。從這些變動中不難體會毛澤東對于這篇文獻的重視和修改得精細入微。
第三次修訂工作主要是校訂注釋,改正了注釋中某些不準確的史實和提法。第一個是關于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在原來的注釋中,列寧的這篇文獻被翻譯為《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改為《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第二個是對梁實秋注釋的改動。原來的注釋說“梁實秋是反革命的國家社會黨的黨員。他在長時期中宣傳美國反動資產(chǎn)階級的文藝思想,堅持反對革命,咒罵革命文藝?!备臑椤靶略律缰饕蓡T。先后在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教。曾寫過一些文藝評論,長時期致力于文學翻譯工作和散文的寫作。魯迅對梁實秋的批評,見《三閑集·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等文?!钡谌齻€是對周作人和張資平注釋的改動。原來的注釋說“周作人、張資平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領北平、上海后,先后投降日寇?!备臑椤爸茏魅耍憬B興人。曾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等校任教。五四運動時從事新文學寫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學專著和翻譯作品?!薄皬堎Y平,廣東梅縣人。他寫過很多小說,曾在暨南大學、大夏大學兼任教職。周作人、張資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國的日本占領者?!?nbsp;
通過對《講話》三次修改情況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絕不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重要文獻看成終極真理,而是隨時注意總結(jié)歷史規(guī)律和發(fā)展經(jīng)驗,使這些思想日臻完善。同時,這一過程也生動地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不是停滯不前,而是與時俱進,不斷發(fā)展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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