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攝影史》（第一卷）中譯本與蓋蒂研究所館藏中國老照片的研究論文集《丹青與快門》在出版時間上幾乎重疊。這是個有意思的巧合。這幾年，中國攝影史這個領(lǐng)域在海內(nèi)外同時升溫，屈指算來，歐美已有十余位西方學者在不同程度上致力于此項研究，其中不少人也已把這個較新的學術(shù)課題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 這次的出版巧合不僅是他們最新研究成果的爆發(fā)式的展現(xiàn)，而且還意味著，拋去社會歷史學以及東亞研究等并非以圖像作為討論主體的研究思路，西方學界對早期中國攝影史的研究已經(jīng)至少在兩種道路上并行不悖地進行著：其一是基于美術(shù)史框架內(nèi)的。如巫鴻、胡素馨（Sarah E. Fraser）、伍美華（Roberta Wue）等學者，對西方在華攝影師所拍攝的照片、以及由中國人拍攝的照片從風格、拍攝方法上做出了非常有價值和啟發(fā)性的分析；其二則重視基礎(chǔ)史料的積累、分類和澄清，著力于對攝影師生平、照相館經(jīng)營始末的調(diào)查、照片拍攝地點與時間的斷定。如獨立的研究者、照片收藏家泰瑞·貝內(nèi)特在《中國攝影史》中對攝影師生平履歷的考證、黎健強先生對香港最早期照相館刊發(fā)廣告的挖掘、克拉克·沃斯維克（Clark Worswick）對香港西方攝影師底片流傳問題的資料的第一次匯總，等等。

《中國攝影史，1842－1860》封面

    這兩種研究思路彼此互補，這兩本書的并列出版讓彼此相得益彰。比如，在《丹青與快門》中，巫鴻教授在分析彌爾頓·米勒人像照片中的模特身份真?zhèn)沃畣栴}時，對藏家和學界幾乎耳熟能詳?shù)拿桌盏淖髌纷龀隽撕苡行乱獾陌l(fā)現(xiàn)，而在篇首，他就多處引用了泰瑞對米勒生平的考證，并對其表示感謝。相信隨著更多有創(chuàng)新精神和敏銳觀察力的學者的加入，此類對已有史料的原創(chuàng)性研究會越來越多。《中國攝影史》系列出版物的第一卷（1842-1860）中的信息不僅可用于照片斷代、鑒定、著錄、收藏等實用層面，也是美術(shù)史或社會文化研究學者深入闡述某一問題的基礎(chǔ)。對后續(xù)的研究來講，無論其研究對象是某一類照片、某一位攝影師、或者某一地域性的攝影群體，《中國攝影史》都是一本必不可少的工具書——這或許是對此書最保守而恰如其分的評價。 泰瑞自己對其研究也有非常明確的定位，在第二卷前言中他即表示，他“決定把挖掘、厘清基礎(chǔ)的史料信息作為研究重點，首先解決照片由誰拍攝、在哪里拍攝的問題。”

1844年10月24日，黃埔，中法雙方代表在阿基米德號上簽署《黃埔條約》時的合影，達蓋爾銀版照片

攝影：于勒·埃及爾（Alphonse Eugène JulesItier, 1802─1877）      法國攝影博物館收藏

    進一步地，從內(nèi)容上講，《中國攝影史：1842-1860》是一本記錄兩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西方在華攝影師的列傳。對這本書的英文書評已有五六種之多，雖然角度和著眼點有所差異，但對作者泰瑞的史料收集、整理、歸納能力卻都深表敬意。維多利亞時期的西方攝影師只是手藝人，他們多只在本國的家譜和人口統(tǒng)計中出現(xiàn)，來華后，唯一保留他們活動線索的，除了商業(yè)名錄、船舶乘客記錄、會所人名錄等非常分散和需要運氣才能找到的資料外，幾乎只能依賴于逐一而完整地查閱中國19世紀沿海報刊中的照相館廣告。這樣的研究過程耗費時間和體力，幾乎是單個學者不能完成的任務(wù)，更勿論此類資料分散在不同國家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有的是海內(nèi)孤本，還有大量的是不便查閱和檢索的微縮資料，被數(shù)碼化的少而又少?？v然中譯本的讀者可能已經(jīng)親身體會到本書翔實到幾乎繁瑣的史料考證工作充滿艱辛，但為求對本書在研究領(lǐng)域所做的貢獻有一個明晰的了解，我們在此不妨對“攝影師生平考”工作的進展做一個歷史性的回顧：

    在此書出版之前，歐美學界所面對的是未被系統(tǒng)厘清過的西方來華攝影師的零散資料。縱然用英文寫作的學者、收藏家對兩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廣東、香港、上海等通商口岸的西方攝影師和中國照相館的考證始于1970年代末，但研究的結(jié)果都沒有達到專著的篇幅，而多以文章或展覽圖錄、攝影集前言的形式出現(xiàn)，并通?；煸谇迨穼W者對香港、廣州等地開埠歷史的一般性回顧中。如前所述，1978年，克拉克·沃斯維克先生在與史景遷先生合編的《中華帝國：1850-1912》(Imperial China: Photographs 1850-1912)畫冊中，曾用14頁的篇幅考證了在1846—1912年間在中國活動的西方攝影師的情況，所引用的全部是19世紀的一手文獻資料。在這篇簡略的里程碑似的文章中，他提到30多位攝影師，包括他們之間底片的傳承，但除了留傳作品最多的幾位，大多數(shù)攝影師的名字只能一帶而過。黎健強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圖說香港：攝影1855-1910》中，對沿海報刊上所做的廣告作了非常詳盡的考察，他對休·麥凱等人的考證基本奠定了我們所了解的香港最早期西方攝影的面貌。而在所有活躍在兩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的在華西方攝影師中，除了費利斯·比托，以及已出版的完整收錄他個人在華影集和他個人生平的《戰(zhàn)爭和美麗》以外，我們幾乎對其余幾十位攝影師的生平所知甚少。除了散落在報刊和回憶錄中的只言片語能夠幫我們些許捕捉到這些攝影師生活和工作的細節(jié)、故事，我們對他們的身份、偏好幾乎一無所知。這就是在《中國攝影史》（卷一）出版前，每一位研究者和照片的鑒定者所面對的困境。

    任何一條只言片語在紛繁復雜的資料集合中都有可能被稱為鑒定某一張照片的關(guān)鍵所在。在這種情況下，面對無數(shù)條凌亂又珍貴的線索，以及如此雄心勃勃的三卷本出版計劃，如何編寫和組織材料，是最大的難題。 這種情況決定了：在寫作方法上，《中國攝影史》是一本很簡樸的書。誠如泰瑞在《中國攝影史》（卷一）前言中所述，以單個攝影師生平來組織資料的方法可能是最“自然”的。 當然，書中按人物身份進行章節(jié)分類的方法難免有商榷之處，比如“商業(yè)攝影師”、“外交官攝影師”、“旅行攝影師”這樣的標簽對同一人來講難免會有重合，但在龐大的史料面前，以照片作者生平為線索是最直接、簡單的敘事思路，也是最適合的。這也可能是一種別無選擇的寫法。

上?？偠降拇蠡▓@內(nèi)一景，第6號，1859年，玻璃立體照片 

攝影：路易·李閣郎（Louis Legrand, 約1820─？）  泰瑞·貝內(nèi)特私人收藏

9幅據(jù)路易·李閣郎攝影作品制作的木版畫。法國《畫報》雜志，1861年11月9日。  泰瑞·貝內(nèi)特私人收藏

    以上即是對本書的評價，以及對其定位、材料組織方法上的理解。如果我們從宏觀層面繼續(xù)向下看，則會發(fā)現(xiàn)，《中國攝影史》（卷一）很少對書中人物做出評價，對作品也是如此。作者泰瑞的非事實的文字僅僅限于“最早”、“最多”、“最大”等幾個簡短的限定，除卻米勒拍攝的人像照片，作者不曾對任何一張照片或者任何一位攝影師做出對其藝術(shù)價值、拍攝風格等帶有主觀色彩的判斷和評價，也不曾引用現(xiàn)代或當代的攝影史學者曾做出的相關(guān)評述。在很多時候，這可能是一種有意識的回避。如果讀者也能了解到我們?nèi)缟纤f的這些情況的考量，或許會對這樣的選擇產(chǎn)生一種認可和默契。

    我想進一步指出的是，這種簡樸的寫作思路和省卻筆墨的寫法其實不僅僅是出于對組織材料的實際需要，和執(zhí)行過程中的便宜之舉（雖然事實可能正是如此）——他們更避免了很多在今日的研究階段，由于我們尚沒有完成的考證工作，所不能輕易得出的結(jié)論和評價。因為現(xiàn)在首要的并且廣泛存在的一個問題，同樣也是學界現(xiàn)在仍然沒有完成的一項研究：即是對某一攝影師作品總量的估計，以及對某一照片存世量的估計。我們無法知道在我們熟悉的畫面之外，究竟還有多少同系列的蛋白照片曾經(jīng)存在過，保存與被毀的比率到底如何。同樣，即使是《中國攝影史》（卷一）這樣迄今收錄資料最完整的著作，也無法肯定， 被收錄的攝影師占當時從業(yè)者總數(shù)的比例到底如何。 對任何一個攝影師的拍攝內(nèi)容、風格、偏好的評價，以及對任何一張照片價值和稀缺性的鑒定都不能缺乏這兩個數(shù)據(jù)。這也是與書畫等傳統(tǒng)藝術(shù)史研究對象相比，照片作為研究對象所不能避開的問題。清末蛋白照片的館藏遍布世界各地，除了羅西耶、比托、湯姆遜這三位，我們至今無法對其他攝影師的畫面總量做一個精確到十位數(shù)的估計，而對曾經(jīng)印制的照片數(shù)目總量、流傳總量，則更是無法估計。 這時刻提醒著我們不敢去下任何結(jié)論、以免急切的評價成為虛妄的斷語。

廣州巡撫柏貴肖像。柏貴，一品紅頂大員，與巴夏禮公使和隨從合影。第38號，1858─1859年，蛋白立體照片，底片上有發(fā)行商（耐格雷蒂＆薩布拉公司）的英文縮寫字母。

攝影：皮埃爾·約瑟夫·羅西耶（Pierre Joseph Rossier,1829—約1897）  泰瑞·貝內(nèi)特私人收藏，此圖像的大尺寸版現(xiàn)存于倫敦皇家藝術(shù)學會豪威爾收藏庫

    如果讀者能夠耐心地逐字逐句地閱讀此書，在大段的生平考證之外，或許可以感到，作者泰瑞在描述每個攝影師時，雖然言語簡略，但實在是充滿了敬佩之心。他在對諸如工程兵查爾斯·帕克這樣的攝影史上“次要”的人物、生平并不輝煌的攝影師身上，也傾注了強烈的同理心。其實，當下的中國讀者如果拋棄“殖民主義”這個標簽在普通道德層面的含義，或許也可以對遠東西方攝影師的探險精神、征服精神和商業(yè)雄心感同身受，這或許可以幫我們更好地從心理上接受書中的圖像，不論他們拍攝的是尋常的中國女子、裹腳的中國女人、粗鄙的乞丐，還是面目清秀的文人。而他們的拍攝心理、對中國文化的態(tài)度、對中國人的感情也不能簡單地用獵奇、喜愛、迷戀、同情、鄙夷等詞簡單地進行概括，更多的時候，這些感情是混在在一起的，并且程度因人而異。在觀看和討論這些最早期的中國影像時，讀者或許可以把民族主義和情緒化的好惡拋在一邊，這樣反而會看到照片中更多的東西。

    “五層樓”，廣州，1858年。“五層樓”位于廣州城墻上，原為軍事建筑。這幅照片為1858年12月由皇家工程兵部隊的曼中尉送往倫敦的20幅相似照片之一。一直以來，這幅照片被斷定為約翰·麥克希醫(yī)生（Dr John McCosh）在1851年拍攝（Clark Worswick, Imperial China Photographs, 1978, p55），但需要指出的是，在1857年廣州城被攻陷之前，廣州官府并不允許洋人進城，同時，并沒有證據(jù)顯示麥克希（McCosh）在19世紀50年代曾經(jīng)到過廣州。大尺寸蛋白照片。

    此照片拍攝者可能是查爾斯·帕克（Charles Parker, 約1826─？）  圖片使用承蒙倫敦英國國家軍事博物館委員會許可

“Ko-Lin將軍”。1853年9月。照片中的人物有可能是僧格林沁，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清軍的指揮官。這是現(xiàn)存最早的由中國攝影師拍攝的有時間標注的照片。手工上色，達蓋爾銀版攝影。

攝影：麗昌（Lai Chong，即為上海麗昌照相館）    佳士得圖片有限公司（Christie’s Images Ltd）提供

    作者泰瑞并不懂中文。英文版付梓后，他曾糾正了書中的幾處錯誤，包括中文人名錯誤的英文拼音、地名等等，這些問題無傷大雅。中譯本對這些錯誤都進行了更正，拿掉了一幅在日本拍攝的圖片，同時也對中國地名盡可能地進行了考證。中譯本付梓后，陳申先生曾就書中“僧格林沁”坐像提出疑問，指出該照片有可能是一張普通的西方人士的肖像著色而成，后加繪上了中式馬甲、辮子以及便帽。這一敏銳的觀察值得引起注意，也可能是迄今在學術(shù)上對本書內(nèi)容最重要的一則補充。另有一些細節(jié)的差誤已在中譯版《譯后記》中進行了說明。除此以外，《中國攝影史》的其他內(nèi)容都是非常堅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