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桑塔格的《論攝影》塑造了一代人對于圖像和視覺的認知與倫理觀念，紐約大學攝影與成像系教授弗里德·里奇的《攝影之后》則接續(xù)了桑塔格的知覺經驗和理論旗幟，闡述了在數碼攝影泛濫的當下，人們急于重塑媒介，在危機四伏的時代徹底顛覆自我的真相。

 

　　2007年，有近10億部帶有攝像頭的手機在使用中，約2500億張數碼照片被拍攝，攝影規(guī)模發(fā)生了巨大的擴張，然后圖像的急劇膨脹并沒使我們生活得更好一些——里奇認為，我們似乎投身于這樣一項任務，用沒有價值的無根的影像給自己的視線糊上一層墻紙，它們使我們麻木，同時又告訴我們：現在你看見了。

 

　　漸漸地，這種“看見”成為一種幻覺，即使在沒有鏡頭的情況下，我們也通過圖像去想象大部分的世界。談到亞馬孫河，談到非洲兒童，談到越南戰(zhàn)爭，某個或清晰或模糊的影像一定會在你腦海中浮現，成為你所認知的世界的模樣。

 

　　可怕的是，照片不一定是真的。你在照片中看到的不一定是“克隆”的世界，也有可能是“整容”過的世界。早在1982年，《國家地理》為了讓封面看起來更浪漫更藝術，把橫版照片中兩個并列的金字塔加工成了豎版照片里一前一后相疊的金字塔。從那時開始，攝影甚至無法“占有被拍攝的對象”了，某種狂妄的成分開始失控。

 

　　“相機從不說謊”這一過度簡化的概念遭到廣泛懷疑，讀者與攝影師為一張照片“共謀”了很多歧義。照片里流淚的男人可能剛剛死了妻子，也可能眼睛進了沙子。讀者創(chuàng)造了他自己的旅程，超越了任何單一的線性的解讀，兩個讀者面對同一張照片可能走上迥異的道路。“不懷好意”的影像制作策略與讀者主觀的模棱兩可達成“同謀”，讓照片離世界的本來面目愈加遙遠。

 

　　里奇無疑是一位悲觀的懷舊人士，他懷念“用與過去相同的方式寫作、攝影，甚至做愛”，他以為數碼攝影的爆炸和業(yè)態(tài)的不健康因素損毀了世界的真實和讀者的靈魂，大量手機鏡頭讓我們預演姿態(tài)和表情，隱私也消失了。在一定程度上，他忽視了數碼攝影本質上所具有的平等性與開放性，最初，底層影像由階層之外的攝影者掌握，而今，我們已可以看到來自底層和弱者自身的影像記錄，它們使得世界影像更加完整、更加人性，許多誤解從中得以打破和修正。

 

　　可喜的是，沉浸在悲觀之中不可自拔的里奇依然提出了自己對于數碼時代的期待：當攝影和其他媒介的可靠性受到質疑時，數碼可能迎來了它的重要契機，走向更具思想性、更少盲目性的書寫方式，不斷接近真實，與讀者達成更持久的友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