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民國時期的攝影群體中,似乎女性攝影者還形不成群體,比如說北京光社,一水兒的大老爺們,沒有一位女性社員,還有上海的黑白影社,在1937年4月的社員名錄上,注冊社員共有159名,其中女性社員僅有兩名,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二。實際上,這只是一種表面現(xiàn)象,在民國時期的大學校園和女子中學校園里,女性攝影者大有人在,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攝影群體,只不過我們比較關(guān)注社會上的攝影團體,而忽略了校園里的女性攝影群體。

民國時期女子教育的普及是培育女攝影群體的土壤。晚清時期,隨著西方帝國主義入侵我國,國內(nèi)的封建經(jīng)濟開始解體,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傳入,以及女子教會學校在我國的身先士卒,都為中國女子教育的興辦創(chuàng)造了條件。1912年1月19日,**南京臨時政府頒布教育法令,要求各類學堂一律改稱為學校,堂長、監(jiān)督之類的稱謂改為校長。女子教會學校的朗朗讀書聲,一聲又一聲地刺激著民國政府教育部,國內(nèi)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欲強國必興女學”,由此催生出民國初期的女子教育。當時在人們的思想中,封建意識普遍殘存,男女授受不親根深蒂固,男女同校、同班、同學很容易滋生早戀,影響學業(yè)不說,校方也不好管理,所以民國時期男女學生不同校。我國女子教育的迅速興起,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產(chǎn)物,從此,青少年女生受到了德、智、體、美、勞的正規(guī)教育。1923年,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創(chuàng)辦南開女子中學,在美育教育方面,開設(shè)了攝影、演講、書法、繪畫、歌詠、刺繡等課程。1926年,我國著名女教育家江學珠出任松江女子中學校長,她特別注重美育教育,高薪聘請漫畫大師豐子愷擔任美術(shù)課、音樂課的老師,聘請著名攝影家郎靜山,擔任攝影課的老師。美育教育在全國的女子中學普遍展開,美育教育中的攝影教育又為女攝影群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chǔ)。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女生的家庭環(huán)境,凡女生身處西化家庭,家長均樂于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在穿著方面,喜歡穿西服、戴禮帽、配金絲邊眼鏡,在用的方面,腳踏車、腕表、收音機、照相機屬家庭必備的物件,西化家庭的掌上明珠在學校有學習攝影的機會,做家長肯定支持,這樣一來,又為女性攝影群體的形成提供了物質(zhì)上的保障。

民國時期女攝影群體所拍攝的題材,大都圍繞著女子學校,比如說春游踏青、學校見聞、校園運動會、校園生活、公園采風等等。在民國時期的女攝影群體之中,也有把鏡頭視角對準社會的,北京藝文中學擔任英語教師兼教務(wù)長的顧淑型就是其中一位。1926年3月18日,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的喪權(quán)辱國的政策,遭到了社會各界反對,愛國學生在鐵獅子胡同SW**時,顧淑型憤然舉起相機,拍攝段祺瑞政府的血腥打壓學生的場景;而北京光社的社員們,尤其是距事發(fā)地很近的在北京大學工作的社員們,面對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手中的相機卻淡然處之,在他們的意識里,攝影僅僅是為了沒有血腥而非常純潔的藝術(shù),壓根也沒想到攝影還有紀實功能。顧淑型的紀實攝影與北京光社的美術(shù)攝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顧淑型在三一八愛國運動中拍攝的照片,已經(jīng)被革命歷史博物館永久收藏,而北京光社社員拍攝的照片,在人們的記憶中早已忘得一干二凈了。

民國時期女攝影群體不僅顧淑型一枝獨秀,著名攝影教育家呂錦瑗,著名攝影記者馮竹青,實業(yè)攝影家歐陽慧真、歐陽慧芳,畫家兼攝影家洪景漪,藝術(shù)家兼攝影家金耐先等等,個個是巾幗英雄,民國時期的女攝影群體人才濟濟,而且她們均屬于復合型的攝影人才。八年抗戰(zhàn),四年內(nèi)戰(zhàn),迫使民國時期的女攝影群體七零八落。新中國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我國進入了全民攝影的年代,新一代女攝影群體迅速崛起,剛當選的中攝協(xié)主席是女性,秘書長是女性,副秘書長還是女性,從發(fā)展趨勢上看,新一代女攝影群體將成為中國攝影的生力軍。文化是血脈、是根基,作為男性攝影者,我期望新一代女攝影群體弘揚老一代女攝影群體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開創(chuàng)中國攝影的新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