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時期的攝影群體中，似乎女性攝影者還形不成群體，比如說北京光社，一水兒的大老爺們，沒有一位女性社員，還有上海的黑白影社，在1937年4月的社員名錄上，注冊社員共有159名，其中女性社員僅有兩名，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二。實際上，這只是一種表面現(xiàn)象，在民國時期的大學校園和女子中學校園里，女性攝影者大有人在，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攝影群體，只不過我們比較關(guān)注社會上的攝影團體，而忽略了校園里的女性攝影群體。

        民國時期女子教育的普及是培育女攝影群體的土壤。晚清時期，隨著西方帝國主義入侵我國，國內(nèi)的封建經(jīng)濟開始解體，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傳入，以及女子教會學校在我國的身先士卒，都為中國女子教育的興辦創(chuàng)造了條件。1912年1月19日，**南京臨時政府頒布教育法令，要求各類學堂一律改稱為學校，堂長、監(jiān)督之類的稱謂改為校長。女子教會學校的朗朗讀書聲，一聲又一聲地刺激著民國政府教育部，國內(nèi)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欲強國必興女學”，由此催生出民國初期的女子教育。當時在人們的思想中，封建意識普遍殘存，男女授受不親根深蒂固，男女同校、同班、同學很容易滋生早戀，影響學業(yè)不說，校方也不好管理，所以民國時期男女學生不同校。我國女子教育的迅速興起，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產(chǎn)物，從此，青少年女生受到了德、智、體、美、勞的正規(guī)教育。1923年，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創(chuàng)辦南開女子中學，在美育教育方面，開設(shè)了攝影、演講、書法、繪畫、歌詠、刺繡等課程。1926年，我國著名女教育家江學珠出任松江女子中學校長，她特別注重美育教育，高薪聘請漫畫大師豐子愷擔任美術(shù)課、音樂課的老師，聘請著名攝影家郎靜山，擔任攝影課的老師。美育教育在全國的女子中學普遍展開，美育教育中的攝影教育又為女攝影群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chǔ)。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女生的家庭環(huán)境，凡女生身處西化家庭，家長均樂于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在穿著方面，喜歡穿西服、戴禮帽、配金絲邊眼鏡，在用的方面，腳踏車、腕表、收音機、照相機屬家庭必備的物件，西化家庭的掌上明珠在學校有學習攝影的機會，做家長肯定支持，這樣一來，又為女性攝影群體的形成提供了物質(zhì)上的保障。

         民國時期女攝影群體所拍攝的題材，大都圍繞著女子學校，比如說春游踏青、學校見聞、校園運動會、校園生活、公園采風等等。在民國時期的女攝影群體之中，也有把鏡頭視角對準社會的，北京藝文中學擔任英語教師兼教務(wù)長的顧淑型就是其中一位。1926年3月18日，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的喪權(quán)辱國的政策，遭到了社會各界反對，愛國學生在鐵獅子胡同SW**時，顧淑型憤然舉起相機，拍攝段祺瑞政府的血腥打壓學生的場景；而北京光社的社員們，尤其是距事發(fā)地很近的在北京大學工作的社員們，面對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手中的相機卻淡然處之，在他們的意識里，攝影僅僅是為了沒有血腥而非常純潔的藝術(shù)，壓根也沒想到攝影還有紀實功能。顧淑型的紀實攝影與北京光社的美術(shù)攝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顧淑型在三一八愛國運動中拍攝的照片，已經(jīng)被革命歷史博物館永久收藏，而北京光社社員拍攝的照片，在人們的記憶中早已忘得一干二凈了。

        民國時期女攝影群體不僅顧淑型一枝獨秀，著名攝影教育家呂錦瑗，著名攝影記者馮竹青，實業(yè)攝影家歐陽慧真、歐陽慧芳，畫家兼攝影家洪景漪，藝術(shù)家兼攝影家金耐先等等，個個是巾幗英雄，民國時期的女攝影群體人才濟濟，而且她們均屬于復合型的攝影人才。八年抗戰(zhàn)，四年內(nèi)戰(zhàn)，迫使民國時期的女攝影群體七零八落。新中國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我國進入了全民攝影的年代，新一代女攝影群體迅速崛起，剛當選的中攝協(xié)主席是女性，秘書長是女性，副秘書長還是女性，從發(fā)展趨勢上看，新一代女攝影群體將成為中國攝影的生力軍。文化是血脈、是根基，作為男性攝影者，我期望新一代女攝影群體弘揚老一代女攝影群體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開創(chuàng)中國攝影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