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中國當代攝影精神交往錄》，一本近年來不多見的叫好又叫座的攝影理論書。在該書第二次印刷出版之際，新浪圖片主編翟紅剛，與作者李楠進行了一次深度訪談，關于這本書、這本書中的攝影師和書外的攝影界。

 

　　翟紅剛：《影響》自出版以后，社會反響不錯。出版才三個月就第二次印刷，一本攝影理論書籍如此暢銷，實屬不多見。你對自己的第一本攝影書，有什么期許?

 

　　李楠：我自己的想法，是不想寫一本僅僅提供話題和故事的書。我希望呈現(xiàn)出來的是在時間沉淀中得出的觀點和思想，而且這些觀點和思想有從個體意義轉變?yōu)楣惨饬x的價值與可能。否則，把這個攝影家寫得再怎么傳奇，再怎么了不得，那也僅僅是他個人的經驗與經歷，對別的攝影師，或對別的人，有什么可以觸動與借鑒之處呢?所以，這里出現(xiàn)的攝影家，都在談他們的問題，他們的困惑，他們?yōu)橹冻龅耐纯嗲笏鬟^程，甚至反復徘徊的懷疑和迷茫。正是這些困惑與痛苦，獲得了很多人的共鳴。這些一步步在實踐中推進的思索，反而是最有意義的。

 

　　翟紅剛：你在書中訪談了21位攝影師，這些攝影師的拍攝風格和社會知名度差異很大，你是如何選擇這些攝影師的?

 

　　李楠：其實我在后記里談到了這個問題。我選擇攝影師，不是看資歷，也不是看名氣，比如他現(xiàn)在紅不紅這些外在的標準。而是看他是否經歷過時間的考驗，他的藝術生命是否經歷過高峰低谷的錯落與回旋。同時，這些攝影師可以作為某種類型攝影師的代表。比如張新民，以影像對農民工進城這一內涵豐富的問題做了系統(tǒng)性的社會學觀察——可以作為紀實攝影的一個范本;再比如區(qū)志航，以一己之力、以符號化的“俯臥撐”實現(xiàn)對社會公共事件的對接和干預——他就是網(wǎng)絡時代、公民社會里產生的非常具備當代性的藝術家;再比如馬良，開始他的造夢時，無人理睬，完全靠自己的堅持和大眾的支持最終獲得了藝術和市場的認可。他曾被認為是一個新銳，但他在前年拒絕了某個新銳評選的邀請，理由是：如果我還是新銳，那么現(xiàn)在那些披堅執(zhí)銳奮勇前行的攝影師們又算什么呢?——他可以作為觀念攝影家的代表。再比如寧舟浩，他是一個稅務干部，工作和攝影毫不搭界，攝影師只能是他的精神身份——他就可以作為這一類攝影師的典型個案。最終這些攝影師合起來是一個群像，能大致呈現(xiàn)目前中國攝影生態(tài)的一些面貌。

 

　　翟紅剛：經?？茨愕臄z影評論和隨筆，獲益良多。作為攝影評論家，請談談你的寫作風格?

 

　　李楠：我是什么風格，可能還是由別人來評說比較合適哈。不過我聽到的比較多一個說法是，我的人和我的文章反差比較大——文章很理性，很冷靜，甚至很犀利，像男人寫的，而且還是老男人寫的!人嘛，尚與性別相符。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還是比較喜歡這種為文之道。有人說很喜歡我的文章，也有人說看不懂。呵呵，我希望我的文字給讀者提供一個有質感的閱讀體驗，也希望它能更多地指向公共空間。假如讀者在讀了我的文章后，不覺得浪費了時間和金錢，還有一點點收獲，于我，就是很大的滿足了。

 

　　解決問題，攝影不是方法，而是路徑

 

　　翟紅剛：你在書的自序里提到，攝影的問題，不僅是如何面對世界，更是如何回歸自身，“攝影，最終是解決自己的問題”。這個說法對我很有啟迪。能否進一步闡述下你的觀點。

 

　　李楠：如果一個攝影家說自己從來都沒遇到過什么問題，我對他的話是持懷疑態(tài)度的?？梢哉f，沒有問題的攝影師不是好攝影師。攝影對一個嚴肅的攝影家而言，不是謀生的工具，或是獲取榮譽的手段，而是解決自己的問題，精神上的問題，靈魂深處的問題。因為，只有當你誠實地無從回避你的問題時，你才能夠在這種內省中與自我格斗，進入到你以前未曾身臨的境界。我聽到不少年輕的攝影師說他們喜歡孫京濤的那一篇。孫京濤的攝影經歷一波三折，他不斷對自己的攝影提出質疑，從早期人文關懷式的紀實攝影，到觀念攝影，又回到自我內心與個人體驗。有意思的是，孫京濤的個人攝影經歷幾乎與中國當代攝影的幾個階段相對應。所以，個人的問題，其實脫離不了時代與社會的背景，而且，會折射出時代與社會的問題。解決問題，攝影不是方法，而是一條路徑，盡管道阻且長，但只能義無反顧。

 

　　翟紅剛：攝影真是一場苦旅，像羅蘭﹒巴特所言，攝影的樂趣在攝影愛好者那里?

 

　　李楠：廉價的快樂，還是高貴的痛苦?你可以自己選擇。

 

　　翟紅剛：任何藝術創(chuàng)作行為，都離不開直覺和理性。攝影師對自身所遭遇問題的反思屬于理性層面，那么在攝影創(chuàng)作時，是直覺重要，還是理性重要?

 

　　李楠：安迪﹒沃霍爾說，當我要思考時，就會變得很糟糕。直覺對藝術家無疑很重要。但如何利用好直覺，可能又需要理性。人的行為和活動，受制于一個復雜的心理、生理系統(tǒng)，很難說其中哪個更重要。只能說，直覺多為天賦，極其重要，但僅僅依賴直覺，可能行之不遠。同理，理性強大是個優(yōu)點，但只有理性，也挺可怕的。從藝術的角度講，無論是直覺還是理性，能做到極致，都是了不起的;最怕的是，哪邊都不到位。

    攝影家必須有自己的“識別度”

 

　　翟紅剛：攝影師的作品要想出眾，得有自己的獨特性。在沒有找到自己的獨特性之前，很多攝影師都熱衷于借鑒和模仿。模仿似乎也是創(chuàng)作方式的一種?

 

　　李楠：不注重原創(chuàng)，復制、挪用，是后現(xiàn)代主義藝術作品的一個特征。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創(chuàng)作方式。但是，為跟風而模仿，與此不同。比如，現(xiàn)在景觀攝影泛濫，你會看到，大量徒有其表的“塑料片”充斥著我們的視野，毫無內在的思考，你會覺得它們有價值嗎?攝影家必須的自己的獨特性，或者叫“識別度”，如果只是當別人的粉絲，那可能也就只能打個湯了，做不了主菜。

 

　　翟紅剛：攝影，無論是哪種表現(xiàn)形式，都不能脫離它所處的社會語境?

 

　　李楠：當然。臺灣攝影評論家郭力昕曾分析，郎靜山的山水攝影當年被國民政府看重并被加以宣傳，有一個原因就是出于去政治化的粉飾太平的需要。日本攝影大師荒木經惟、森山大道，很多人就覺得他們拍的是情色、暴力、私攝影什么的，模仿者甚眾，但是，他們的影像對戰(zhàn)后日本人那種自暴自棄的社會心理有著極深刻和精準的刻劃，而不僅僅是情色。你不能將藝術從它身處的時代抽取分離。實際上，每一種新藝術形式、新藝術思潮的誕生、發(fā)展乃至衰退，都離不開社會的變革作為其背景和推手。

 

　　劉香成在訪談中說：全世界的好相機都被中國人買了，但拍出好作品，靠的是思想。藝術需要獨創(chuàng)，或者說首創(chuàng)，后現(xiàn)代主義反動現(xiàn)代主義，這個反動是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作品、新理念、新形式等種種“獨創(chuàng)”完成的，而每一個時代，都有新的需要、新的問題和新的價值觀。而我們現(xiàn)在，還是缺少能夠深刻反映中國當下社會現(xiàn)實問題與癥候的作品。

 

　　翟紅剛：報道攝影，是一種傳播信息的方式，但它更有迷人的藝術的一面。對攝影記者而言，如何看待報道信息與藝術表達的平衡問題?

 

　　李楠：新聞圖片，也要講究視覺語言啊，也有形式感上的要求。視覺語言不好，即使信息再重要，也不是一張好圖片，或者，我很懷疑一張糟糕的圖片是否充分明確地說明了信息?在新聞報道的語境下，信息有效傳播是最終目的，所以你的形式感不能干擾或模糊信息，更不能誤導受眾對信息的解讀。這里面就包含了職業(yè)倫理的問題。

 

　　新媒體時代，新聞報道從客觀、全面向主觀、個性轉變，更強調記者的個人魅力。有個性的作品更能吸引現(xiàn)在的讀者。這是國外正在發(fā)生的變化。

 

　　翟紅剛：網(wǎng)絡時代，公民攝影成為媒體的重要影像來源。前段時間，《芝加哥太陽時報》解散自己的攝影部。我們所處的時代，對攝影記者有什么新的要求?

 

　　李楠：公民記者，能告訴你when，where，who，一部分what，但不能告訴你why，更不能告訴你how。這些還是需要專業(yè)記者來告知。網(wǎng)絡時代，攝影記者更要做一個能提供觀點的人，至于技術，當然，你必須掌握更多的技能，甚至寫作能力，但是，技術是手段，不是目的。許多外媒在裁員的同時，增加了對深度報道調查記者的投入。為什么?因為他們能告知事件背后隱藏的觀點。

 

　　其實，網(wǎng)絡給了攝影師更大的空間，大家不要覺得新媒體是來把我們吃掉了。很多攝影師都成名于網(wǎng)絡，照片放在網(wǎng)絡上，一天的點擊率就可能幾百萬，評論數(shù)千條。攝影師能真切地感受到讀者的關注，直接互動，起碼，這是一種很有效的傳播途徑。

 

　　翟紅剛：最近幾年，有不少知名攝影記者放棄固定工作，轉向自由攝影。你如何看待這一現(xiàn)象?

 

　　李楠：有些攝影師問我，楠老師你看我辭職行么?說實話，這樣的問題只能由自己回答。完全取決于自己的選擇。比如袁冬平就說，自己考慮過這個問題，覺得還是留在體制內比較適合自己。同時，也有一些攝影師離開體制，獲得了成功的。就現(xiàn)實而言，后一條道路，當然要艱難一些，至少開始的時候，壓力肯定是比較大的。媒體基于市場的殘酷競爭，是很難給有理想的攝影師個人施展的空間的，相反，倒是在擠壓他們創(chuàng)造力。當然，如果有足夠的智慧和條件處理好，有一個穩(wěn)定的工作是不錯的。我所在的《南方周末》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在這里，攝影記者有比較充分的時間、精力和自由來從事工作以外的藝術創(chuàng)作，我常說他們是比較幸福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