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著名文化學者、作家朱大可，受邀擔當本屆連州攝影國際年展的學術主持。盡管朱大可一直強調自己只是攝影的“門外漢”，但憑借多年對公共影像研究的經(jīng)驗，他對攝影藝術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在年展舉辦期間，南方日報記者就當前文化語境之下，攝影藝術應如何適應并力求創(chuàng)新，對朱大可進行了專訪。

　　“有頭腦的攝影師通常沒有多少粉絲”

　　南方日報：本屆連州國際攝影年展的主題為“告別經(jīng)驗”，您是怎么理解這個主題的？

　　朱大可：隨著攝影器材和技術的普及，這門手藝越來越容易為人們所掌握，攝影家在攝影語言上遭遇的挑戰(zhàn)也日益突出。“告別經(jīng)驗”這一主題，對攝影家來說，就是一種含蓄的規(guī)勸，希望他們能夠改變自身對世界的觀察方式和表達方式，不斷尋求美學上的自我突破。但“告別經(jīng)驗”并非是絕對的，有一些經(jīng)驗跟我們的生命密切相關，比如對童年的私人回憶，以及整個民族的歷史記憶，所有包含真實情感的經(jīng)驗都無法割舍，需要我們加以捍衛(wèi)。

　　南方日報：您認為，哪些“經(jīng)驗”的束縛是我們必須反思和“告別”的？

　　朱大可：目前國內攝影界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攝影模式：一種是“批評家攝影”，另一種是“沙龍攝影”。前者只有少數(shù)的批評家在欣賞，后者卻大行其道，尤其深受各種大眾化影展的熱烈歡迎。所謂“沙龍攝影”，其題材主要是優(yōu)美的風景，畫面風格趨于甜美，攝影語言追求表層的視覺快感，它的問題在于缺乏深刻的思想。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有頭腦的攝影師通常是沒有多少粉絲的。當然，我并不排斥大眾對“沙龍攝影”的審美訴求，無論如何，它也是攝影風格多樣性的一種呈現(xiàn)。但從藝術的角度來說，有思想的攝影，才能成為令人震撼的“塔尖”。

　　“攝影天生是一個自我分裂的矛盾體”

　　南方日報：有人認為，隨著攝影技術的普及與圖像的泛濫，這個世界已經(jīng)沒有一個角落不能被拍攝了，所有題材和技法的影像都能從網(wǎng)上找到，攝影家只剩下整理圖像的工作了。您同意這樣的觀點嗎？

　　朱大可：我不認為攝影家應該放棄他們的拍攝權利。圖像泛濫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實際情況遠沒有如此簡單。游客和攝影家可以掌握同類攝影技術，但他們的作品之間仍然存在顯著的差異。這差異不僅源于技術層面，更源于思想層面，而后者直接決定了圖片的美學品質。

　　舉個例子，在上屆參展的攝影師倪衛(wèi)華作品《風景墻》里，攝影家以戶外平面廣告的大幅風景作為背景，去除四周環(huán)境細節(jié)，給那些路過風景墻的各色人等抓拍定格，有外來務工人員、普通市民、拾荒者等。人物的淡漠神態(tài)跟身后華麗的建筑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它促使我們反思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這類作品需要攝影師帶著自己的思考，長時間地進行觀察和記錄，孜孜不倦地拍同一類事物。而游客完全不同，他們不可能為此停下匆忙的腳步。這些作品的誕生，完全取決于攝影師的專業(yè)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圖像泛濫對攝影藝術來說，也是一件好事，它從另一個角度推動攝影師去“告別經(jīng)驗”。

　　南方日報：我們注意到，目前有一部分專業(yè)攝影呈現(xiàn)出與當代藝術、觀念藝術趨同化的傾向，一些作品變得越來越主觀、封閉、難以理解。您認為，在攝影家與大眾之間，如何才能建立起更深層次的互動？

　　朱大可：攝影天生是一個自我分裂的矛盾體，它具有強悍的客觀紀實的特性，同時又必須借鑒它的前輩——美術。鑒于受到以日常紀實為主的“群眾攝影”的壓力，攝影師會蓄意增強作品的主觀性和圖像的形式感，將攝影當作表達內心感受和展示攝影語言的工具，由此跟“群眾攝影”區(qū)別開來。這也是目前西方藝術攝影的主流。

　　對中國攝影師而言，他們所面對的現(xiàn)實，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加精彩，充滿不可思議的沖突性和戲劇性。中國無疑是提供攝影題材的超級大國。在這樣的現(xiàn)實面前轉過身去，難道不是攝影師的過失嗎？此外，攝影批評家也需要轉換重復、晦澀的闡釋語言，這樣才有利于攝影藝術的大眾化傳播。在這個“傳媒為王”的時代，傳播是最強大的力量，它的意義有時會超越作品本身。

　　“人本主義關懷是藝術家的重要品質”

　　南方日報：您認為在當前的中國，在攝影的立意和題材上，還存在哪些有待拓展的空間？

　　朱大可：中國攝影的選題空間還是非常大的，比如環(huán)境保護的困境、工業(yè)文明的問題、家庭倫理的變化等，目前都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表現(xiàn)。在本屆國際攝影年展上，帕特里克·格里斯的作品《白化病患》展現(xiàn)了非洲白化病人的現(xiàn)實處境，這種令人震撼的效果不是蓄意制造的，而是來自攝影家對這些身心飽受苦痛的病人的關懷。這種人本主義關懷，是藝術家的重要品質。

　　本屆連州攝影節(jié)還提出了一個重要難題，那就是“攝影倫理”。攝影在本質上就是一場窺視，必然要面對被窺視者的抵抗。在國外街頭拍攝人物，如果沒有征得當事人的同意，他們會感到被冒犯，會很生氣。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開始有了肖像權的意識。攝影師應當學會遵守攝影倫理，妥善地處理好這些事情。

　　南方日報：您認為，攝影藝術在今日中國藝術界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它能對我們的文化發(fā)展起到什么作用？

　　朱大可：攝影對文化建設有多大的推動能量，這方面沒有先例可以參考，因為古代文藝復興時期還沒有攝影。但攝影肩負著保存圖像記憶的重大使命，從而在修復歷史傳統(tǒng)的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今天，攝影師的責任比過去更大。許多現(xiàn)實景觀一旦消失，就永遠無法再現(xiàn)。問題是攝影師是否能抓住這些正在流走的景象。社會紀實攝影師胡楊曾花了近20年時間走街串巷，拍攝上海底層的日常生活。這些場景往往就發(fā)生在我們身邊，但大多數(shù)人對此無動于衷。攝影師首先應當學會“記錄”，而后才能獲得“表達”、“傳播”和“載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