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門沒有不帶相機的。那是我的第三只眼。

 

我從來都認為拍肖像也是一種報道。

 

——吉澤爾·弗倫德

 

編者按：吉澤爾·弗倫德（Gisèle Freund，1908-2000），社會學(xué)家、攝影家，著有《攝影與社會》。她生于柏林，1933年逃離德國，抵達巴黎。1933年至1940年在巴黎期間，她發(fā)表了博士論文《十九世紀的法國攝影》，以及早期的攝影報道，也正是在巴黎期間，她與書店主人、出版人Adrienne Monnier和Sylvia Beach相熟，因而結(jié)識了許多作家。吉澤爾·弗倫德拍攝了許多知識分子肖像，從最初的黑白照片，到當(dāng)時還非常稀少的新工藝彩色照片。2011年巴黎猶太藝術(shù)與歷史博物館舉辦吉澤爾·弗倫德回顧展《作為邊界的眼睛：巴黎1933-1940》。《吉澤爾·弗倫德，一種圖像的道義》是彼時法國記者、作家皮埃爾·阿蘇林（Pierre Assouline）為當(dāng)時展覽所作評述，發(fā)表在法國《世界報》。

 

作者：皮埃爾·阿蘇林

 

譯者：姚瑤  白錦麟（Joachim Boittout，法國里昂高等師范學(xué)校中文系碩士）

 

 

回顧展和傳記一樣，最難的是找到一個轉(zhuǎn)折點。即使是顯而易見，也要極其謹慎地對待。畫廊主Catherine Thieck和當(dāng)代記憶資料庫（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總監(jiān) Olivier Corpet，兩位是吉澤爾·弗倫德《作為邊界的眼睛：巴黎1933-1940》展覽的策展人，我非常贊同他們相信他們的直覺，圍繞著這兩個逃難時間點來組織展覽：1933年，她被德國驅(qū)逐；1940年，她被法國驅(qū)逐。從此以后，弗倫德的一生中，這種急促的離開的煩擾一直縈繞在她的心中，她害怕在被拋棄之前被拒絕。

 

吉澤爾·弗倫德（Gisèle Freund，1908-2000），社會學(xué)家、攝影家

想象一下，她將那些作家的肖像放映給他們看，所有或幾乎所有人，晚上集合在她的朋友Adrienne Monnier位于奧德昂路上（rue de l’Odéon）的書店。在她的記憶中，每個人都不喜歡自己的照片，卻贊賞別人的照片。安德烈·布列東說，透過她的照片，作家們都有一張剛從戰(zhàn)場回來的臉孔。

 

 

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

技術(shù)？一部徠卡相機，愛克發(fā)或柯達膠卷，一種特定的眼光，沒有影棚也不用修描，沒有廣角鏡頭也沒有閃光燈，一種敏銳的方法，類似納達爾那樣的，一種把握歷史的方式，以及一種類似圖像的道德的東西。她的志向眾所周知：建立一個彩色的作家肖像系列，如今看來，宛若像粉筆畫般厚重而遙遠的微光——但組織者并沒有因此而不展示她的黑白攝影作品，即使只是為了強調(diào)作為展覽主題的作家，遠比項目的技術(shù)方面更重要。

 

法國女作家科萊特（Colette）

每一張臉孔都講述一段故事。我們不厭其煩地強調(diào)她的這些肖像對20世紀的文學(xué)史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她從這些作家肖像中所汲取營養(yǎng)而后又創(chuàng)造，是其他的人，尤其是散文家、記者或批評家做不到的。“沒有思想的眼睛一無是處。”弗倫德經(jīng)常說。她熟讀這些作家的作品，他們也知道，當(dāng)從她智慧地談?wù)撍麄兊臅皇切臅r候，他們就能感受到。英國作家、詩人斯蒂芬·斯彭德爵士（Stephen Spender），阿根廷女作家維多麗雅·歐坎坡（Victoria Ocampo），英國女作家維塔·薩克維爾·韋斯特（Vita Sackeville-West），法國作家讓·科克托（Jean Cocteau），法國詩人、畫家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德國知識分子瓦爾特·本雅明，法國藝術(shù)家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愛爾蘭女作家伊麗莎白·鮑恩（Elisabeth Bowen），墨西哥女藝術(shù)家弗里達·卡洛（Frida Kahlo），法國女作家科萊特（Colette），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尤瑟納爾（Marguerite Yourcenar），詩人艾略特（T.S. Eliot），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法國作家亨利·德·蒙泰朗（Henry de Montherlant），薩特（Jean-Paul Sartre），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伍爾夫（Virginia Woolf）……她真的欣賞這些作家，除了羅杰（Roger Martin du Gard），她幾乎沒有遭到過拒絕。這種強烈的拒絕與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慷慨熱情迥然不同，喬伊斯在得知弗倫德遭遇車禍后擔(dān)心膠片損毀時，同意她拍了三個場景。

 

墨西哥女藝術(shù)家弗里達·卡洛（Frida Kahlo）

墨西哥女藝術(shù)家弗里達·卡洛（Frida Kahlo）

弗倫德贈予當(dāng)代記憶資料庫的檔案非常豐富，不僅有放大的照片1200張，底片1600張，幻燈片8200，翻底片1000張，還有34箱私人和職業(yè)方面的手稿和文件，以及她的藏書，這些檔案讓我們清醒地意識到她是這樣一位圖像理論家，這是在其他攝影師身上鮮有的優(yōu)點——她的博士論文《十九世紀的法國攝影：社會學(xué)和美學(xué)文論》于1936年通過答辯，文中企圖證明攝影如何使肖像民主化。 當(dāng)然，我們總是可以懷疑攝影師是否最有資格闡釋和解析攝影藝術(shù)。確實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人甘于拓展他們的視野來反思攝影藝術(shù)的本質(zhì)。

 

 

 

法國作家讓·科克托（Jean Cocteau）

 

薩特（Jean-Paul Sartre）

 

 

吉澤爾·弗倫德最終成為最能夠為作家“造像”的攝影師，即使她的觀察的視野不限于此。她的后繼者們都知道她的眼光對攝影藝術(shù)乃至文學(xué)史十分重要。弗朗索瓦·密特朗也這么認為，他在剛?cè)胫鲪埯惿釋m就請弗倫德為自己拍攝總統(tǒng)官方肖像。

 

“理論和實踐的交織就是她的藝術(shù)秘訣。”法國學(xué)者安德烈·岡特爾（André Gunthert）在Christian Bourgois出版社再版的弗倫德論文前言中寫道。實際上，這次回顧展少不了要展示藝術(shù)家的代表作，這些我們看了又看的照片，但這個展覽最值得歌頌的是強迫我們超越圖像泛濫社會中圖像的普遍化，讓我們發(fā)現(xiàn)金子、從未發(fā)表的照片或文件，有時候甚至讓我們重新發(fā)現(xiàn)因為曾經(jīng)匆忙地接觸而因此誤以為了解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