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要在世，他會感到恥辱，不過，他肯定會一如既往地反抗，跑到那些能夠讓警察有一張臉的地方拍照。”

 

說這話的是一位匈牙利攝影記者，接受英國《衛(wèi)報》采訪的時候，他搬出這個國家的“攝影大師”來表達心中的憤怒。在這篇文章里，《衛(wèi)報》“警告”它的讀者：3月15號開始，去匈牙利拍照要小心。新的法律規(guī)定，如果未經(jīng)畫面里所有的被拍攝者許可，技術上，你這行為就是觸犯法律。只有那些已注意到你拍他們，沒有表示反對，沒有躲藏的人，你才可以去拍。（對的，你沒有看錯，在匈牙利，你想拍別人，麻煩大了。）

 

可以想象，這項法規(guī)對新聞攝影記者來說該有多鬧心。“請問您能被拍一下嗎？” “謝謝。我還是不拍了吧。因為您已不在剛才的狀態(tài)。”街頭興許會發(fā)生這種彬彬有禮卻又十分荒謬的對話。

 

更糟糕的是，正如一位律師所指出的：“這項法律對于拍攝普通人來說可能沒太大影響，因為通常情況下，大家也不會讓攝影師出示ID再拍照。但它卻極有可能讓攝影記者拍攝警察變得更加困難。”事實上，在匈牙利還有一項備受爭議的法規(guī)：警察的面孔在媒體上出現(xiàn)的時候都要打上馬賽克。

 

沒有面孔的警察叔叔讓我聯(lián)想另外一樁事兒，也是攝影師和警察的對立。大概在2009年，英國攝影師發(fā)起一項抗議行動：“我們不是恐怖分子” （I’m a photographer, not a terrorist）。起因是英國反恐法案（Terrorism Act 2000）第44條，該項規(guī)定使得警察有無限權力對任何可疑人物展開搜身。僅在2009年一年，就有十萬起相關的搜身行為，但極具諷刺的是，沒有一個人因為恐怖主義而逮捕，倒是有504個人因為拒絕搜身而被抓。我猜想，這里面就有不少是攝影記者，因為他們向來就是警察叔叔的眼中釘。

 

 

2010年初，三千名攝影師在英國倫敦特拉法爾加廣場集會，他們舉著牌子，端著相機，有的還拿著自制小標語，上面寫著：“沒有攝影就沒有歷史。”

 

44條在2010年被歐洲人權法庭判為無效。后來倫敦警局也出來解釋：“每個人都有權利在在公共空間拍照和攝像。攝影并不應該被認定為可疑行為。”

 

公共空間應該允許拍照，這是各個國家都通用的法則。在公共場合抓拍的照片，只要不用于銷售賺錢，不歪曲他人形象，都不是觸犯法律的行為。新聞攝影教科書上向來都是如此解釋。

 

但公共空間如今卻也不是萬用法則了——還是因為恐怖分子。在美國紐約和新澤西，自西班牙馬德里火車站爆炸之后，就開始禁止對地鐵和公交車拍照。盡管一般情況下不會有警察躥出來阻攔，但也有攝影師因為太過自信，讓警察感到不爽，導致遭到逮捕。

 

前文說到馬賽克，這讓我想到教室之前的另一篇博客文章：《致親愛的被攝對象》，文章里提到，馬格南攝影師Simon Wheatley所拍攝的法國街頭少年，照片全都一片一片地打上了馬賽克。這是因為法國有關隱私的法律非常嚴厲，攝影師如果拿不到書面授權，就不敢冒著風險發(fā)表任何一個人的肖像。Simon的照片里，不但孩子的臉部有馬賽克，照片中不經(jīng)意拍到的路人也打了馬賽克。

 

馬賽克，這在國內(nèi)媒體上也越來越常見，不管是大人還是孩子，好人還是壞人，哭的還是樂的，一旦拿不準，就馬一個。哎，這種以前都是打在下面的碼兒，什么時候給跑到上面的呢？

 

我倒不是說不能打馬賽克，但到處都是被遮住的臉，四處都是禁止拍照，這真挺無奈。不過，寫到這兒，我忽然感到有一絲困惑，因為在今天這個“景觀社會”，按照居伊德波的說法：“生活是作為大量堆積的景觀再現(xiàn)的。每一樣曾經(jīng)體驗的事物，都已退遠為再現(xiàn)。” 也就是說，我們活在一個由影像制造的世界中。那么，這些堆砌在我們身邊的照片又是哪兒來的呢？

 

在衛(wèi)報關于匈牙利報道的文章底下全是憤怒的讀者的留言，除了那些孩子氣的牢騷：“我把匈牙利從旅游名單里劃掉了”，我注意到有這樣兩個留言：“那監(jiān)控器拍沒問題吧？”，“那自拍總沒問題吧。”而這恐怕就是景觀社會的運作法則，照片不是在人和社會的互動中生成的，而是機器生產(chǎn)的以及自體制造的，隨后它們會被不斷復制，在網(wǎng)絡上漂移、分解，然后再重組。也就是說，即使我們不拍照，照片也會兀自繁殖。

 

最后，我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我們并沒有生活在一個影像越來越開放的社會，卻反而日趨封閉。這是一個只許看，不許拍的世界。

 

我覺得非常有必要對那些報道攝影師致以敬意。他們的鏡頭對著別人，并因此穿行在敵意的目光中，時常聽到的是你別侵犯我的肖像權的罵聲，背負著的是各種倫理道德的譴責——還有誰會這么委屈自己？你會發(fā)現(xiàn)，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文/ 任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