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31日，那個日子是刻在我骨子里的。

 

1987年，楊延康（右一）在深圳建筑工地拍攝民工。

兩天前，我從老家買了砧板、刀具一類的廚師必用品，跟著一輛大貨車，一路顛簸兩天到了深圳，在南頭的一家酒店開啟了面點師傅的職業(yè)生涯。在酒店里，我偶然遇見了后來的恩師李媚——當(dāng)時《現(xiàn)代攝影》雜志社的主編。我問她：“你們現(xiàn)代攝影雜志社需不需要人？”李媚說：“我們剛好缺一個搞發(fā)行的人，那你來吧。”

 

我1984年12月31日到的深圳，1個月后便辭職離開了酒店，到桂園路13號《現(xiàn)代攝影》雜志社上班。這里開啟了我對攝影的愛好，這個數(shù)字同樣刻在了我的骨子里。

 

機修工拍的照片獲展出

 

那并不是我第一次見到李媚。

 

李媚是我的貴州老鄉(xiāng)，在貴州安順的時候我就見過她，但她并不認識我。她曾是安順文化館館員，長辮子，背著部海鷗相機，儒雅、有風(fēng)采。我看過她在運動會時舉著相機拍照，覺得很稀奇。

 

那時，我正在安順一家織襪廠做機修工，但一直對文體頗感興趣。我喜歡長跑和閱讀。當(dāng)時，我每個月的工資是17塊錢左右，其中的15塊交給母親做生活費，剩下的便通通用來買書了。那時我還寫過一篇名為《五等小站》的小說，寫的是鐵路信號員的故事，故事是我聽來的：貴州山區(qū)有個叫“五等小站”的車站，每天，快車和慢車都會經(jīng)過小站，快車要通過時，信號員們打個信號旗，車就過去了，并不停下。只有慢車才會在此停下，方便周邊山區(qū)的鄉(xiāng)民們搭著火車去縣城趕集。

 

有一天，山里一位生病的女孩來到五等小站，想要搭乘20分鐘后的那趟快車去看病。小站生活無聊，信號員們見到女孩，便同她開起了玩笑：“要搭車可以呀，拿身體來換。”言語戲謔。最后，一位信號員站了出來，讓自己的同伴們不要這樣說話，“她像我的妹妹一樣”。

 

這篇3000多字的文章后來發(fā)表出來了，朋友見了驚訝：“我不過跟你說了個故事，你竟然把它變成了一篇小說。”

 

那時的我對文藝充滿了興趣，常常參加文化宮里的興趣小組活動。在文藝活動中，攝影算是奢侈的，因為我買不起相機。第一次使用相機，用的是我朋友郭健的海鷗4D相機，拍回來一看，所有照片都發(fā)黃，看上去舊舊的。后來我才發(fā)現(xiàn)，當(dāng)時鏡頭上有個黃色鏡片，而我并不知道要將它取下。

 

但就是那第一次接觸相機、第一次拍下的泛黃的照片竟也獲得了在文化館里展出的機會。

 

等到了深圳再次見到李媚，我便問她：“李媚老師，你認不認識我呀？我在貴州安順文化館聽過你講課，文化館還發(fā)表過我的一幅照片。”那張照片現(xiàn)在看來真是又幼稚又煽情：一棵大樹的后面躲著一個男孩，男孩伸出頭來，表達的是一種小情感的交流——爸爸我在這。

 

許多年后，李媚老師同我開玩笑時才說：“哎喲，老楊，當(dāng)時都不好意思說你，這哪里是照片呀，都要笑掉大牙了。”

 

所以在貴州時，我的攝影之路僅僅是出現(xiàn)了萌芽的跡象，真正接觸攝影還是在深圳。

 

為了來深圳改行學(xué)廚師

 

有時候我覺得，仿佛是命運的冥冥牽引，將我牽到了深圳。

 

當(dāng)初，我僅僅是出于好奇來了深圳。一群過去在安順工廠里的基建工程兵于1984年6月份轉(zhuǎn)業(yè)到深圳，因為同他們交好，他們到了深圳后，便常常給我?guī)磉@邊的消息。他們說深圳在海邊，離香港很近，是個很新的城市，還為我寄來了一臺嶄新的半導(dǎo)體收音機， 他們慫恿我：“老楊，你來吧。”我便答應(yīng)了。

 

當(dāng)時，深圳的一家酒店正在招聘廚師，我就到貴州安順的虹山賓館參加了為期兩個月的白案培訓(xùn)，純粹為了能來深圳。

 

才來深圳不久，我便遇到了前來用餐的李媚。我當(dāng)時一心想到《現(xiàn)代攝影》雜志社工作，哪怕他們需要的僅僅是一名發(fā)行員。

 

1985年，春節(jié)過后，我向酒店經(jīng)理提出辭職，經(jīng)理有些生氣：“我培訓(xùn)了你兩個月，你現(xiàn)在說走就走了。那好，你可以走，但要把暫住證留下來。”當(dāng)時在深圳，有3個證件很重要，邊防證、暫住證和常住戶口證明。沒有暫住證，無處可居，一旦被查出來，便會被遣送回原籍。但我一心想要去雜志社工作，便果斷離開了。

 

幸好一位叫杜云治的朋友收留了我。那時，他在部隊里當(dāng)兵，他們居住的兵營其實也十分簡陋，十幾平方米的宿舍，上下鋪的床位，一個房間里住了8個人。其中一個人去探親了，留下一張床給我睡。睡了20多天，這個人回來了，另外一個人又走了，我便換一個床鋪睡，這樣一住就是兩三年。直到后來，雜志社通過文聯(lián)幫我要了間單身宿舍，我才離開。就這樣，我每天住在園嶺100棟103號，騎著單車穿過園嶺小區(qū)，到桂園路13號干我的發(fā)行工作。

 

將一箱箱雜志打開并拿到書店去做代銷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此外，雜志社里還有一個個柜子，每個柜子上方標(biāo)著各地地名，打開柜子中的本子，上面記錄著哪個省市的什么人訂雜志了，訂了幾本，一共花了多少錢，我便將這些數(shù)據(jù)抄下來，把匯單交給財務(wù)。

 

《現(xiàn)代攝影》雜志曾風(fēng)靡一時，第二期就賣到了4萬本。深圳的改革開放和上世紀(jì)80年代的思想文化狂歡共同催生了它。過去，中國長期缺乏攝影教育，也沒有學(xué)院派的傳統(tǒng)，它摸著石頭過河，并成為直接推動攝影的平臺，王寧德、韓磊、亞牛……好多優(yōu)秀的攝影師都是從這里出去的。

 

我們曾有過一期雜志封面，灰色底板，上面只有四條線，這在當(dāng)時國內(nèi)其他地方都是很少見的。但在1985年的深圳，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來自香港或國外的資料，看到很多富有個性的作品。

 

當(dāng)著發(fā)行員懷著攝影夢

 

我雖是一名發(fā)行員，但也懷著攝影夢。

 

李媚老師常常將大量來稿交給我，讓我一封封拆開看，從里面挑出我喜歡和不喜歡的作品，并說出喜歡或不喜歡的理

 

由。遇上港澳臺的攝影師們到我們雜志社開座談會，李媚老師會讓我陪著他們?nèi)ド愁^角買東西，一邊買東西，我就一邊向他們?nèi)〗?jīng)，加深對攝影的認識。等到周日我不用上班了，李媚老師又將單位的相機借給我，為我布置作業(yè)，讓我拿著相機去拍攝。我沒有進學(xué)校學(xué)過

 

攝影，對我來說，李媚老師的訓(xùn)練就像黃埔軍校一樣。所以我很感恩深圳，當(dāng)年到深圳來，我是一個沒什么文化根基、連初中都沒有畢業(yè)的人。從做發(fā)行開始，到后面獲攝影獎，再到作品送去全世界展覽，這些都是深圳賦予的機會。

 

在《現(xiàn)代攝影》，我最重要的成長集中在每年20天的探親假和20天的創(chuàng)作假期間。兩個假期加起來一共有40天。就像個大包裹，李媚老師把我這個“包裹”寄到陜西鳳翔，提前給攝影師侯登科寫信：“楊延康要去你家住。”過段時間，再將我“寄”到寶雞，又給攝影師石寶琇打電話，讓我住在石老師家。

 

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都是平常但珍貴的記憶。石老師家住在鐵路邊的院子里，他的妻子、女兒過去同睡一張大床，我到了之后，他的妻女便到別人家借宿，把大床讓給了我。石老師有記日記的習(xí)慣，夜里吃過飯，他招呼：“小楊，跟我走。”他寫日記，我就在他邊上，寫到興頭上時，他會把日記念給我聽。

 

侯登科老師的頭發(fā)常常是亂糟糟的，喝過酒便開始唱陜西民歌。他與李媚像是靈魂上的朋友，可以在許多事情上交換觀點。我那時便成了他倆的通訊員，幫他們傳遞信件和觀點。

 

這些攝影師都是中國紀(jì)實攝影的先鋒人物，他們開拓了中國攝影技術(shù)的先河。我跟他們住在一起，他們同我聊天，教我做人和拍照的道理，澆灌我心中的攝影理想。

 

在此期間，我一直繼續(xù)著我的發(fā)行工作。但有一天，李媚老師察覺出我的變化，告訴我：“小楊，我下次辦攝影雜志不用你了。”我問她：“為什么？”她便說：“你的發(fā)行工作沒有搞好，都拍照片去了，想當(dāng)攝影家。”我心里委屈，跟她爭辯：“我也能拍照片呀。”李媚老師說：“但是你是來搞發(fā)行的，比你優(yōu)秀的攝影家我都沒要他們進來。”

 

為藝術(shù)獨立離開雜志社

 

我想要做個不受制于單位的自由攝影師，于是在1992年，我正式離開《現(xiàn)代攝影》雜志。我認為，如果思想不獨立，藝術(shù)造詣也肯定無法獨立。因為離開這件事，我與李媚老師之間還鬧了點不愉快。我是在月末提出辭職的，便去領(lǐng)我當(dāng)月的工資，她告訴我：“小楊，你是先領(lǐng)的工資再干活的，所以這個月的工資你是沒有的。”

 

我工作了8年，早已記不清是先領(lǐng)工資后干活或是先干活后領(lǐng)工資了，但我本能地覺得，就算我多領(lǐng)1個月的工資又如何。李媚老師卻說：“你不能拿，這是國家的財產(chǎn)。”

 

事情發(fā)生沒多久，一天，我同幾位朋友相聚喝酒，酒勁上來，我覺得自己在深圳生活艱難，便一個人躲在廁所里哭。我實在想不通，那么愛我的一個導(dǎo)師，為什么在我離開的時候，連800塊錢都不給我。而800塊錢夠我在深圳生活2個月?？薜貌畈欢嗔?，我開門出去，一幫朋友就站在門口，拍著我的肩膀說：“沒事，一切都會過去的。”

 

為了養(yǎng)活自己，我先是在蓮花大廈接一些印刷的活，李媚老師后來又幫了我不少忙，我最初攢下4000塊錢買了一部尼康FM2相機后便開始接商業(yè)片，將一些盤盤碗碗和電話機拿到工作室里拍廣告。

 

我曾接過一單拍瓷盤子的活，拍了兩天兩夜，把照片交給客戶審，客戶拿著其中一張照片問我：“這個盤子上面怎么有一個光斑??？”我說：“這不是光斑，是瓷盤的高光點，說明瓷盤是有反光、有質(zhì)感的，它不是紙做的。”但客戶并不接受，要求重拍。那時候，拍照片用的都是膠片機，照片沖洗出來，客戶隔天才能看得見。那個年代沒有藝術(shù)家和大師之說，拍商業(yè)片，一切都由出錢的甲方說了算，一旦不行你就要重拍。

 

30年下來，我總結(jié)了一句話：“深圳不相信眼淚。”在深圳，你沒有能力，哭死了都沒用，但如果沒有深圳這么寬容的環(huán)境，我便不可能有雜志拍攝的記憶，包括后來做印刷和廣告都是不可能的。

 

深圳的企業(yè)家和導(dǎo)師們給了我生存的支點和杠桿，但如果我僅僅為了生存去拍片，便難以維系我對攝影的熱愛。接商業(yè)活動，賺到了錢，我便為自己增添設(shè)備，繼續(xù)出發(fā)，跟著大貨車，自由自在地在大地上流浪。

 

在那些遙遠的地方，有時人們也會問起我來自哪里，我便告訴他們：“我是從深圳來的。”他們再問：“深圳是哪里呀？”

 

早些年，他們并不知道深圳，但知道香港，我就告訴他們：“深圳在香港旁邊”。再后來，他們知道深圳了，他們從電視上看到深圳，知道深圳有著名的國貿(mào)大廈，知道深圳是改革開放后最好的城市之一。

 

無論在何處都將回歸深圳

 

2006年12月12日，我到了青海循化中庫寺院。次日醒來，僧人弱巴對我說：“楊大哥，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聽了很驚訝：“你怎么知道？”他說：“去年我去深圳，曾與你一同慶生。”說完，他就讓我等他一會兒，便開著摩托車走了。到了中午回來，我才知道他跑了整整30公里路到縣城買了一只羊腿和一個蛋糕為我慶生。

 

在藏地，別說是出家的喇嘛、僧侶，就連普通的老百姓，也往往不記得自己的生日，因為他們連名字，都是活佛為他們?nèi)〉?。我這個外來人，卻被弱巴視為大哥，且記住了我的生日，這讓我很感動。

 

他將羊肉一煮，便招來寺院中十幾位與他要好的伙伴前來分享。吃過羊肉，又將蛋糕打開，正準(zhǔn)備切蛋糕，他抓起一小塊蛋糕就開始“啪啪啪”往別人身上抹，也不知道他這招數(shù)是從哪兒學(xué)來的。我立馬拿出閃光燈往相機上一套，抓拍了幾張照片，其中一張后來被我收進攝影集里，取名“為攝影師過生日的修行人”。

 

30年來，在深圳時，我每天從景田坐11路公交車到僑城東，下來走幾步路進入我的工作室。需要出發(fā)了，我便背著包，帶上100個膠卷去趕火車。

 

深圳就像我的大后方。每年，我有整整8個月時間都在外面拍照。我花了10年拍攝陜西鄉(xiāng)村天主教，又花了10年拍攝藏傳佛教。行走也意味著不可避免的風(fēng)險。2012年臘月二十九，我同廣東堅朗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長白寶琨從甘肅的寺院出來，準(zhǔn)備乘車前往四川藏區(qū)拍攝。早晨7點半，因下雪路滑，汽車翻在了公路邊的溝里，我們恐慌地從車?yán)锱莱觯液弥皇亲矀耸直?，并無大礙。我們?nèi)讨弁?，在雪地里等候救援，一等就是整?個小時。當(dāng)時白寶琨說：“老楊，如果我們遇難了，明天新聞訃告出來，就是‘著名紀(jì)實攝影家楊延康，著名企業(yè)家白寶琨在藏地攝影的途中因車禍不幸遇難’。”我一聽，淚水奪眶而出。幸好我們還活著，能繼續(xù)做有益之事。

 

回到深圳的4個月里，我就躲在暗房，一邊聽著音樂，一邊看著底片上一個個美好的瞬間一寸寸變得清晰：跳金剛神舞的小喇嘛們在地面投擲下清晰的身影；手持木杖，站立山頂?shù)纳耍磺囡乩飸驯澴悠届o祥和的女尼……此時，盡管樓下湖南菜館的辣椒味和咖啡館里的咖啡味偶爾飄來，喧鬧的世俗聲響時而傳來，卻都與我無關(guān)，我沉浸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當(dāng)中，異?？鞓?。

 

當(dāng)年，如果我留在安順，大概會循規(guī)蹈矩地在工廠上班、建立家庭、養(yǎng)老，活得沒有理想。在許多城市，生存、家庭事物和人際關(guān)系往往讓你無法抽身。但深圳不一樣，它年輕、包容、有活力，亦不糾結(jié)于人事往來，它一直不斷地變化著，并給了你放飛夢想的機會。

 

2005年，我的《中國鄉(xiāng)村天主教》獲德國《明星》周刊、《GEO》德國國家地理雜志“亨利·南恩”傳媒大獎攝影獎，我在羅湖買了件黃色的唐裝，前去德國領(lǐng)獎。當(dāng)時，來自世界各地的獲獎?wù)叨忌碇餮b，只我一人剃著光頭、穿著唐裝站在里面，顯得十分特別。有人問我：“你是從哪里來的？”我自豪地說：“中國，深圳來的。China,Shenzhen.”拿到獎杯后，我親了它一口，我知道，不管我身在何處，最終都離不開深圳這個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