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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jì)實攝影家楊延康: 用深圳氣象觀照中國心象

來源:深圳晚報 責(zé)編:King 2014-07-24

1984年12月31日,那個日子是刻在我骨子里的。
 

1987年,楊延康(右一)在深圳建筑工地拍攝民工。

兩天前,我從老家買了砧板、刀具一類的廚師必用品,跟著一輛大貨車,一路顛簸兩天到了深圳,在南頭的一家酒店開啟了面點師傅的職業(yè)生涯。在酒店里,我偶然遇見了后來的恩師李媚——當(dāng)時《現(xiàn)代攝影》雜志社的主編。我問她:“你們現(xiàn)代攝影雜志社需不需要人?”李媚說:“我們剛好缺一個搞發(fā)行的人,那你來吧。”
 
我1984年12月31日到的深圳,1個月后便辭職離開了酒店,到桂園路13號《現(xiàn)代攝影》雜志社上班。這里開啟了我對攝影的愛好,這個數(shù)字同樣刻在了我的骨子里。
 
機修工拍的照片獲展出
 
那并不是我第一次見到李媚。
 
李媚是我的貴州老鄉(xiāng),在貴州安順的時候我就見過她,但她并不認識我。她曾是安順文化館館員,長辮子,背著部海鷗相機,儒雅、有風(fēng)采。我看過她在運動會時舉著相機拍照,覺得很稀奇。
 
那時,我正在安順一家織襪廠做機修工,但一直對文體頗感興趣。我喜歡長跑和閱讀。當(dāng)時,我每個月的工資是17塊錢左右,其中的15塊交給母親做生活費,剩下的便通通用來買書了。那時我還寫過一篇名為《五等小站》的小說,寫的是鐵路信號員的故事,故事是我聽來的:貴州山區(qū)有個叫“五等小站”的車站,每天,快車和慢車都會經(jīng)過小站,快車要通過時,信號員們打個信號旗,車就過去了,并不停下。只有慢車才會在此停下,方便周邊山區(qū)的鄉(xiāng)民們搭著火車去縣城趕集。
 
有一天,山里一位生病的女孩來到五等小站,想要搭乘20分鐘后的那趟快車去看病。小站生活無聊,信號員們見到女孩,便同她開起了玩笑:“要搭車可以呀,拿身體來換。”言語戲謔。最后,一位信號員站了出來,讓自己的同伴們不要這樣說話,“她像我的妹妹一樣”。
 
這篇3000多字的文章后來發(fā)表出來了,朋友見了驚訝:“我不過跟你說了個故事,你竟然把它變成了一篇小說。”
 
那時的我對文藝充滿了興趣,常常參加文化宮里的興趣小組活動。在文藝活動中,攝影算是奢侈的,因為我買不起相機。第一次使用相機,用的是我朋友郭健的海鷗4D相機,拍回來一看,所有照片都發(fā)黃,看上去舊舊的。后來我才發(fā)現(xiàn),當(dāng)時鏡頭上有個黃色鏡片,而我并不知道要將它取下。
 
但就是那第一次接觸相機、第一次拍下的泛黃的照片竟也獲得了在文化館里展出的機會。
 
等到了深圳再次見到李媚,我便問她:“李媚老師,你認不認識我呀?我在貴州安順文化館聽過你講課,文化館還發(fā)表過我的一幅照片。”那張照片現(xiàn)在看來真是又幼稚又煽情:一棵大樹的后面躲著一個男孩,男孩伸出頭來,表達的是一種小情感的交流——爸爸我在這。
 
許多年后,李媚老師同我開玩笑時才說:“哎喲,老楊,當(dāng)時都不好意思說你,這哪里是照片呀,都要笑掉大牙了。”
 
所以在貴州時,我的攝影之路僅僅是出現(xiàn)了萌芽的跡象,真正接觸攝影還是在深圳。
 
為了來深圳改行學(xué)廚師
 
有時候我覺得,仿佛是命運的冥冥牽引,將我牽到了深圳。
 
當(dāng)初,我僅僅是出于好奇來了深圳。一群過去在安順工廠里的基建工程兵于1984年6月份轉(zhuǎn)業(yè)到深圳,因為同他們交好,他們到了深圳后,便常常給我?guī)磉@邊的消息。他們說深圳在海邊,離香港很近,是個很新的城市,還為我寄來了一臺嶄新的半導(dǎo)體收音機, 他們慫恿我:“老楊,你來吧。”我便答應(yīng)了。
 
當(dāng)時,深圳的一家酒店正在招聘廚師,我就到貴州安順的虹山賓館參加了為期兩個月的白案培訓(xùn),純粹為了能來深圳。
 
才來深圳不久,我便遇到了前來用餐的李媚。我當(dāng)時一心想到《現(xiàn)代攝影》雜志社工作,哪怕他們需要的僅僅是一名發(fā)行員。
 
1985年,春節(jié)過后,我向酒店經(jīng)理提出辭職,經(jīng)理有些生氣:“我培訓(xùn)了你兩個月,你現(xiàn)在說走就走了。那好,你可以走,但要把暫住證留下來。”當(dāng)時在深圳,有3個證件很重要,邊防證、暫住證和常住戶口證明。沒有暫住證,無處可居,一旦被查出來,便會被遣送回原籍。但我一心想要去雜志社工作,便果斷離開了。
 
幸好一位叫杜云治的朋友收留了我。那時,他在部隊里當(dāng)兵,他們居住的兵營其實也十分簡陋,十幾平方米的宿舍,上下鋪的床位,一個房間里住了8個人。其中一個人去探親了,留下一張床給我睡。睡了20多天,這個人回來了,另外一個人又走了,我便換一個床鋪睡,這樣一住就是兩三年。直到后來,雜志社通過文聯(lián)幫我要了間單身宿舍,我才離開。就這樣,我每天住在園嶺100棟103號,騎著單車穿過園嶺小區(qū),到桂園路13號干我的發(fā)行工作。
 
將一箱箱雜志打開并拿到書店去做代銷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此外,雜志社里還有一個個柜子,每個柜子上方標(biāo)著各地地名,打開柜子中的本子,上面記錄著哪個省市的什么人訂雜志了,訂了幾本,一共花了多少錢,我便將這些數(shù)據(jù)抄下來,把匯單交給財務(wù)。
 
《現(xiàn)代攝影》雜志曾風(fēng)靡一時,第二期就賣到了4萬本。深圳的改革開放和上世紀(jì)80年代的思想文化狂歡共同催生了它。過去,中國長期缺乏攝影教育,也沒有學(xué)院派的傳統(tǒng),它摸著石頭過河,并成為直接推動攝影的平臺,王寧德、韓磊、亞牛……好多優(yōu)秀的攝影師都是從這里出去的。
 
我們曾有過一期雜志封面,灰色底板,上面只有四條線,這在當(dāng)時國內(nèi)其他地方都是很少見的。但在1985年的深圳,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來自香港或國外的資料,看到很多富有個性的作品。
 
當(dāng)著發(fā)行員懷著攝影夢
 
我雖是一名發(fā)行員,但也懷著攝影夢。
 
李媚老師常常將大量來稿交給我,讓我一封封拆開看,從里面挑出我喜歡和不喜歡的作品,并說出喜歡或不喜歡的理
 
由。遇上港澳臺的攝影師們到我們雜志社開座談會,李媚老師會讓我陪著他們?nèi)ド愁^角買東西,一邊買東西,我就一邊向他們?nèi)〗?jīng),加深對攝影的認識。等到周日我不用上班了,李媚老師又將單位的相機借給我,為我布置作業(yè),讓我拿著相機去拍攝。我沒有進學(xué)校學(xué)過
 
攝影,對我來說,李媚老師的訓(xùn)練就像黃埔軍校一樣。所以我很感恩深圳,當(dāng)年到深圳來,我是一個沒什么文化根基、連初中都沒有畢業(yè)的人。從做發(fā)行開始,到后面獲攝影獎,再到作品送去全世界展覽,這些都是深圳賦予的機會。
 
在《現(xiàn)代攝影》,我最重要的成長集中在每年20天的探親假和20天的創(chuàng)作假期間。兩個假期加起來一共有40天。就像個大包裹,李媚老師把我這個“包裹”寄到陜西鳳翔,提前給攝影師侯登科寫信:“楊延康要去你家住。”過段時間,再將我“寄”到寶雞,又給攝影師石寶琇打電話,讓我住在石老師家。
 
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都是平常但珍貴的記憶。石老師家住在鐵路邊的院子里,他的妻子、女兒過去同睡一張大床,我到了之后,他的妻女便到別人家借宿,把大床讓給了我。石老師有記日記的習(xí)慣,夜里吃過飯,他招呼:“小楊,跟我走。”他寫日記,我就在他邊上,寫到興頭上時,他會把日記念給我聽。
 
侯登科老師的頭發(fā)常常是亂糟糟的,喝過酒便開始唱陜西民歌。他與李媚像是靈魂上的朋友,可以在許多事情上交換觀點。我那時便成了他倆的通訊員,幫他們傳遞信件和觀點。
 
這些攝影師都是中國紀(jì)實攝影的先鋒人物,他們開拓了中國攝影技術(shù)的先河。我跟他們住在一起,他們同我聊天,教我做人和拍照的道理,澆灌我心中的攝影理想。
 
在此期間,我一直繼續(xù)著我的發(fā)行工作。但有一天,李媚老師察覺出我的變化,告訴我:“小楊,我下次辦攝影雜志不用你了。”我問她:“為什么?”她便說:“你的發(fā)行工作沒有搞好,都拍照片去了,想當(dāng)攝影家。”我心里委屈,跟她爭辯:“我也能拍照片呀。”李媚老師說:“但是你是來搞發(fā)行的,比你優(yōu)秀的攝影家我都沒要他們進來。”
 
為藝術(shù)獨立離開雜志社
 
我想要做個不受制于單位的自由攝影師,于是在1992年,我正式離開《現(xiàn)代攝影》雜志。我認為,如果思想不獨立,藝術(shù)造詣也肯定無法獨立。因為離開這件事,我與李媚老師之間還鬧了點不愉快。我是在月末提出辭職的,便去領(lǐng)我當(dāng)月的工資,她告訴我:“小楊,你是先領(lǐng)的工資再干活的,所以這個月的工資你是沒有的。”
 
我工作了8年,早已記不清是先領(lǐng)工資后干活或是先干活后領(lǐng)工資了,但我本能地覺得,就算我多領(lǐng)1個月的工資又如何。李媚老師卻說:“你不能拿,這是國家的財產(chǎn)。”
 
事情發(fā)生沒多久,一天,我同幾位朋友相聚喝酒,酒勁上來,我覺得自己在深圳生活艱難,便一個人躲在廁所里哭。我實在想不通,那么愛我的一個導(dǎo)師,為什么在我離開的時候,連800塊錢都不給我。而800塊錢夠我在深圳生活2個月??薜貌畈欢嗔?,我開門出去,一幫朋友就站在門口,拍著我的肩膀說:“沒事,一切都會過去的。”
 
為了養(yǎng)活自己,我先是在蓮花大廈接一些印刷的活,李媚老師后來又幫了我不少忙,我最初攢下4000塊錢買了一部尼康FM2相機后便開始接商業(yè)片,將一些盤盤碗碗和電話機拿到工作室里拍廣告。
 
我曾接過一單拍瓷盤子的活,拍了兩天兩夜,把照片交給客戶審,客戶拿著其中一張照片問我:“這個盤子上面怎么有一個光斑???”我說:“這不是光斑,是瓷盤的高光點,說明瓷盤是有反光、有質(zhì)感的,它不是紙做的。”但客戶并不接受,要求重拍。那時候,拍照片用的都是膠片機,照片沖洗出來,客戶隔天才能看得見。那個年代沒有藝術(shù)家和大師之說,拍商業(yè)片,一切都由出錢的甲方說了算,一旦不行你就要重拍。
 
30年下來,我總結(jié)了一句話:“深圳不相信眼淚。”在深圳,你沒有能力,哭死了都沒用,但如果沒有深圳這么寬容的環(huán)境,我便不可能有雜志拍攝的記憶,包括后來做印刷和廣告都是不可能的。
 
深圳的企業(yè)家和導(dǎo)師們給了我生存的支點和杠桿,但如果我僅僅為了生存去拍片,便難以維系我對攝影的熱愛。接商業(yè)活動,賺到了錢,我便為自己增添設(shè)備,繼續(xù)出發(fā),跟著大貨車,自由自在地在大地上流浪。
 
在那些遙遠的地方,有時人們也會問起我來自哪里,我便告訴他們:“我是從深圳來的。”他們再問:“深圳是哪里呀?”
 
早些年,他們并不知道深圳,但知道香港,我就告訴他們:“深圳在香港旁邊”。再后來,他們知道深圳了,他們從電視上看到深圳,知道深圳有著名的國貿(mào)大廈,知道深圳是改革開放后最好的城市之一。
 
無論在何處都將回歸深圳
 
2006年12月12日,我到了青海循化中庫寺院。次日醒來,僧人弱巴對我說:“楊大哥,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聽了很驚訝:“你怎么知道?”他說:“去年我去深圳,曾與你一同慶生。”說完,他就讓我等他一會兒,便開著摩托車走了。到了中午回來,我才知道他跑了整整30公里路到縣城買了一只羊腿和一個蛋糕為我慶生。
 
在藏地,別說是出家的喇嘛、僧侶,就連普通的老百姓,也往往不記得自己的生日,因為他們連名字,都是活佛為他們?nèi)〉?。我這個外來人,卻被弱巴視為大哥,且記住了我的生日,這讓我很感動。
 
他將羊肉一煮,便招來寺院中十幾位與他要好的伙伴前來分享。吃過羊肉,又將蛋糕打開,正準(zhǔn)備切蛋糕,他抓起一小塊蛋糕就開始“啪啪啪”往別人身上抹,也不知道他這招數(shù)是從哪兒學(xué)來的。我立馬拿出閃光燈往相機上一套,抓拍了幾張照片,其中一張后來被我收進攝影集里,取名“為攝影師過生日的修行人”。
 
30年來,在深圳時,我每天從景田坐11路公交車到僑城東,下來走幾步路進入我的工作室。需要出發(fā)了,我便背著包,帶上100個膠卷去趕火車。
 
深圳就像我的大后方。每年,我有整整8個月時間都在外面拍照。我花了10年拍攝陜西鄉(xiāng)村天主教,又花了10年拍攝藏傳佛教。行走也意味著不可避免的風(fēng)險。2012年臘月二十九,我同廣東堅朗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長白寶琨從甘肅的寺院出來,準(zhǔn)備乘車前往四川藏區(qū)拍攝。早晨7點半,因下雪路滑,汽車翻在了公路邊的溝里,我們恐慌地從車?yán)锱莱觯液弥皇亲矀耸直?,并無大礙。我們?nèi)讨弁?,在雪地里等候救援,一等就是整?個小時。當(dāng)時白寶琨說:“老楊,如果我們遇難了,明天新聞訃告出來,就是‘著名紀(jì)實攝影家楊延康,著名企業(yè)家白寶琨在藏地攝影的途中因車禍不幸遇難’。”我一聽,淚水奪眶而出。幸好我們還活著,能繼續(xù)做有益之事。
 
回到深圳的4個月里,我就躲在暗房,一邊聽著音樂,一邊看著底片上一個個美好的瞬間一寸寸變得清晰:跳金剛神舞的小喇嘛們在地面投擲下清晰的身影;手持木杖,站立山頂?shù)纳耍磺囡乩飸驯澴悠届o祥和的女尼……此時,盡管樓下湖南菜館的辣椒味和咖啡館里的咖啡味偶爾飄來,喧鬧的世俗聲響時而傳來,卻都與我無關(guān),我沉浸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當(dāng)中,異??鞓?。
 
當(dāng)年,如果我留在安順,大概會循規(guī)蹈矩地在工廠上班、建立家庭、養(yǎng)老,活得沒有理想。在許多城市,生存、家庭事物和人際關(guān)系往往讓你無法抽身。但深圳不一樣,它年輕、包容、有活力,亦不糾結(jié)于人事往來,它一直不斷地變化著,并給了你放飛夢想的機會。
 
2005年,我的《中國鄉(xiāng)村天主教》獲德國《明星》周刊、《GEO》德國國家地理雜志“亨利·南恩”傳媒大獎攝影獎,我在羅湖買了件黃色的唐裝,前去德國領(lǐng)獎。當(dāng)時,來自世界各地的獲獎?wù)叨忌碇餮b,只我一人剃著光頭、穿著唐裝站在里面,顯得十分特別。有人問我:“你是從哪里來的?”我自豪地說:“中國,深圳來的。China,Shenzhen.”拿到獎杯后,我親了它一口,我知道,不管我身在何處,最終都離不開深圳這個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