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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宗烈：雪域高原

來源：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網(wǎng) 責(zé)編：高元 2014-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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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宗烈，1932年3月生于江蘇常州，祖籍丹陽，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高級記者。

1951年在北京參加工作，前后入北京電影制片廠、中央新聞紀錄電制片廠作攝影助理；1954年9月入北京電影學(xué)院學(xué)習(xí)。

1956年畢業(yè)后調(diào)到西藏日報社作攝影記者；在藏25年，采訪各地農(nóng)村、牧區(qū)、城鎮(zhèn)，參加了平叛戰(zhàn)斗、民主改革、經(jīng)濟建設(shè)，拍攝報道過中國健兒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西藏自治區(qū)正式成等重大新聞；在西藏日報主編《高原畫刊》、《雙周畫刊》。

對話陳宗烈（轉(zhuǎn)載于《大眾攝影》）

●在藏工作24載
 
記者：陳老您是《大眾攝影》的老朋友了。聽說您在西藏一呆就是20多年，跟我們簡單說說您這段經(jīng)歷吧。
 
陳：我和“大眾”的情緣可早了。2000年你們就登過介紹我的一篇文章（2000年《大眾攝影》第3期）。就我這點事兒再說也是嚼老谷子了，呵呵。
 
我是1956年分配到西藏日報社做攝影記者的。沒成想這一去就是24個春秋。之前我在“新影”（中央新聞記錄電影制片廠）做攝影助理，1954年經(jīng)組織推薦進入北京電影學(xué)院進修。1956年畢業(yè)，時值西藏正為民主改革作準備，急需增加部分機構(gòu)，要從內(nèi)地調(diào)一批干部職工進藏，我就是應(yīng)召者之一。到了西藏日報社，一些“老西藏”告誡說，“目前，大門里外是兩個不同的世界，門內(nèi)是社會主義，門外就是封建農(nóng)奴制社會。”因此，我們平日只能囿在院子里工作和生活，一般不直接參與外部事務(wù)。
 
記者：那您怎么工作？
 
陳：作為記者，卻不能接觸社會，沒機會出門攝影，我心中也很著急。所以，只要有出門采訪拍攝的機會，我都會抓緊不放。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員，有時也讓記者去采訪些新聞，為他們作些宣傳服務(wù)。如1957年2月，藏歷年正月初二，傳統(tǒng)宗教活動祈愿大法會（俗稱傳大昭），要求報紙進行報道。我接受了任務(wù)，跟著報社一位藏族副總編噶雪·頓珠（噶廈派來的四品官），到八廓街“曲松熱”誦經(jīng)廣場，為格魯派大主教甘丹赤巴拍照。那天，八廓街到處都是穿紅袈裟的喇嘛，根本無法靠近大主教的講經(jīng)寶座。他問我?guī)уX了沒有，我拍拍口袋，發(fā)出嘩嘩的金屬聲響，只見他朝著不遠處打手勢，召來了一個手執(zhí)木棍、腰佩長刀、黑臉彪形的“朵多”喇嘛（武僧），從我手中抓去三個“袁大頭”（那時，西藏不流通人民幣，貨幣是地方政府發(fā)行的藏鈔或硬幣，再就是通用民國三年制造、鑄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塞給了“朵多”，示意替我們帶路。“朵多”接過了銀元，二話不說，一臉嚴峻，操起長棒，驅(qū)趕擋道的人群。他一邊大步流星的走，一邊高聲吼叫：“啪糾，啪糾糾?。ㄒ鉃椋嚎鞚L，快滾開！）”這樣，我們很快便到達了甘丹赤巴跟前。我登上法臺一側(cè)的高處，拍攝了僧眾集會的大場面，又記錄了“嗡則”帶領(lǐng)喇嘛們誦經(jīng)的活動，“嗡則”的嗓門特洪亮，他張口念一句僧眾就隨聲附和誦念。這時的“嗡則”，猶如合唱隊領(lǐng)唱的主要演員，又像是個樂隊指揮。甘丹赤巴開始講經(jīng)說法，引導(dǎo)法會進入了高潮......我一口氣拍下幾十張照片，使它成為藏傳佛教的歷史藏品。1959年后，這種活動曾一度中止。
 
記者：您夠大方的，一出手就三個“袁大頭”呀，那時您用什么相機？
 
陳：請“朵多”幫忙開路，那是噶雪·頓珠的急中生智。此事對我倒有了啟發(fā)，后來我外出采訪，再面臨通道不暢或遇歹徒刁難時，著急了便搬出此招，出錢雇個“朵多”做保鏢。在報社當(dāng)攝影記者，起初用的工具，是一臺老式的美制“新聞鏡箱”，拍三寸的散頁底片，由于笨重，操作也不方便。我就用積蓄以七百多元人民幣的價格從八廓街買了臺徠卡Ⅲf，一個機身外加三只鏡頭，工作上自然得心應(yīng)手了。那時工資高，有180塊錢。之后，公家有了財政撥款，才給配置了一臺雙鏡頭祿萊、一架徠卡M3。
 
●西藏和平解放全紀錄
 
記者：西藏的和平解放也不是一帆風(fēng)順的，那時的情況是怎么樣的？您是如何用影像記錄的？
 
陳：1951年5月23日簽訂《關(guān)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西藏宣布和平解放。1959年3月之前，中央始終恪守“對西藏現(xiàn)行的制度和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不予變更”的承諾。我們作為報社記者，一切采訪活動，自然均以“十七條協(xié)議”為準則，必須注意西藏的現(xiàn)行制度，不能隨意抓拍，得尊重上層人士（包括宗教、民族各界）的好惡。盡管有許多打算，卻受到種種限制。1957年前后，我曾數(shù)次參加各種名義的工作隊，深入農(nóng)村牧區(qū)，目擊了社會底層的真情，總算找到了機會，記錄了農(nóng)奴和奴隸的悲慘生活。然而，拍攝的天地畢竟有限，時日也太短。而今手頭殘存的資料并不多，照片雖已泛黃變舊，但圖像依然鮮活，它畢竟是過去瞬間的凝固，似乎在敘述著一樁樁故事，往事勾起了我的思緒，常使我魂牽夢縈，總想該為西藏再做些什么。
 
記者：那您拍叛亂時期的照片了嗎？
 
陳：當(dāng)然，我哪能放過它，拍下不少，可惜我見不著那些底片了，它們大都躺在西藏日報攝影部的資料柜里，我手里僅有七八張小照片。1959年3月前后，叛亂分子在拉薩十分猖獗，我有時不得不去冒險，如藏兵在拉薩市內(nèi)對我黨政企事業(yè)單位的武裝挑釁；叛亂集團驅(qū)使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上街“示威游行”；叛軍和僧兵的武裝集結(jié)、向我方開槍打炮。我必須抓緊時機搶拍。有時，報社領(lǐng)導(dǎo)大力支持，甚至派出機關(guān)民兵，到拍攝現(xiàn)場保護我的安全，為人壯膽。
 
1959年，民主改革開始，我心里特別高興。那時候我拍了許多照片。從我這些照片中，你也許可以較客觀地看到西藏和平解放的歷程，包括各時期各階層人的不同生活狀態(tài)。
 
●沒去阿里 一生遺憾
 
記者：您1980年調(diào)回北京后又回過西藏嗎？
 
陳：回去過。我最近一次去是1990年。也拍了一些照片，可惜一直沒機會去阿里。因為一直到1978年，阿里都由新疆自治區(qū)代管，如果要去的話，還要取道新疆，耗時非常久，而且組織上批準、辦證件啊，手續(xù)比較復(fù)雜，所以一直沒有時間去，這也是我留有遺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