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重大節(jié)點上，“中外攝影對著拍”首展只有4件作品的入選，而“續(xù)航再征”不但是一種從高原走向高峰的學術嘗試，也是一種認知攝影與歷史關系的回望。另外36幅國際知名攝影師拍攝的作品尚未選出中國攝影師的作品與之匹配，如同國家重大題材歷史畫的創(chuàng)作一樣，其難度，隨著尺度的嚴判和對攝影本體價值的再度認知，真正給中國的攝影人提出了極具價值的挑戰(zhàn)！如何面對這個別開生面的“對話”，以筆者拙見，關鍵是如何從信息形態(tài)與表達的角度，解決“識質”和“妙得”兩個要點。

“對著拍”，看似如同繪畫寫生，其實是一種再現表達的“雙刃”考量。既有畫家“識質”的高低技藝，又是智慧“妙得”的呈現。而其所畫，能否達到如顧愷之所畫的名臣裴楷，其“頰上三毛”意指的神明，以及委拉斯凱茲在《教皇英諾森十世像》中，對模特內在陰險狡詐回味無窮的呈現，非一般神力所及。而作品中的形神，與寫生對象和畫家之間的“對影三人”。其睿智的“互動”，如同抓拍的瞬間，在應對時代的現場，能否形質合一地、使“對著拍”的按圖索驥，在“識質”前提下，真正拍出40年之變的歷史真實，亦如學者楊浪所言，并非“故地重游”那么簡單。而面對40年前后“西方視點”的鏡頭形態(tài)，如何從縱橫的質性角度，尋找同時代及40年后新時代的內在關聯。認知其歷史質性的“刻舟求劍”，則成為首當其沖的挑戰(zhàn)！

上海    馬克·呂布 攝   1971年

棋逢對手   賀勛毅 攝

對已拍作品的環(huán)境與事物質性的準確認知，如同對一個人40年的生命考量，從外在的形態(tài)與內在的質性，已經有了40年前所想象不到的變化。而這種變化的認知，如同歷史畫不可回避的“歷史真實與作品真實”的關系認知，不僅僅只限于個性的自身，必須與國家的歷史背景和發(fā)展進行緊密的契合。亦如首期入選的賀勛毅對應馬克·呂布的《棋逢對手》，所含有的時代之質與表達的識見。因識見的高低，關系到其后表達的選擇與“妙得”的高下。而不是“刻舟求劍”與“無端的想象”。

并非盲拍的按圖索驥，作為一種“對著拍”的表達，看似是一種形式的對照，但以何種視角進行跨時空的對話，其難度在于如何對應40年前后作品的某地、某景、某個內容及關聯的工具或環(huán)境細節(jié)，對其“內在之質”，在深入調查、梳理和準確認知后的洞見性見證，而非自由的或繪畫與藝術攝影的虛擬表達。這種形質對應而跨時空的按圖索驥，如同高考的命題作文，雖有定位的限制性，但面對國家改革開放重大成就的廣度與深度，使其具有了相對的方向性與表達的發(fā)散性。如西方名家所提供的40年前后大眾生活中以小見大的平民視角的燙發(fā)、婚拍、商購、游樂、運動、授課、書店、街舍等信息形態(tài)，對認知當時的國家經濟、文化、教育、藝術、體育、金融、建設等方面的水準與當今巨變，具有極強的針對性。而在可以找到的歷史現場與無法還原的現場中，其作品的主體訴求，件件都有個性的識見與角度。所以，任何一種對應構圖及形態(tài)元素關聯的“識質”，都需要具體的作品具體分析。而在當下生活中，硬件設施普遍“提質”的趨勢下，對類似“打乒乓”、“玩滑梯”、“燙發(fā)”等硬件與人物關聯的“識質”，可以說是細在“毫厘之間”。而如何反映其所思的方向，是呈現硬件與設施的質性之變？還是尋找對應之人的重新揮拍？而某些硬件的高度智能，其呈現的環(huán)境與使用者，是否可與“共享單車”或“支付寶”那樣，具有應用的普遍性與職業(yè)需求的基礎性？而“照著拍”的現實畫面，又通過什么樣的對應環(huán)境、瞬間與人物形神，有溫度、有情感地反映著新時代的質性？而無法對應的現場與人和事，如何通過深度的梳理，而取得相似場景的“移情別戀”。

其次，在“識質”之后，在深入所選現場，觀照與捕捉的千挑萬選的記錄中，以體現攝影本體價值的抓拍，是否能一蹴而就地呈現經過識見的獨出心裁，而獲得質性的“妙得”，恐怕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有些相似的風景內容，會不會出現首期入選《滄桑巨變》的那種相似？有些硬件之變中的人物形神及相互之間的關系，能否呈現像田鳴在《陪讀》中呈現的那種母性的責任與溫情？而表現孩子的內容，由硬件之變帶來孩子們“與時俱進”的興趣之變，是否有更多更新的自信等等。這既是對堅守攝影本體質性與水準的考驗，又是對看似簡單的“碎片”中，創(chuàng)作者在呈現時空之變與人性和事的主體之時，具有什么樣的真誠和個性的銳見。因而“照著拍”的“妙得”，既非像歷史畫、主題性繪畫或藝術攝影那種虛擬的震撼和非同的美感，又非陳立新對新時代自由獨見捕捉的《智能生活》（2018年6月15日本報1版）。而是一種“跨時空對應”變化的索驥與符合攝影本體表達的“刻舟”，而獲取識見之質的“妙得”。當面對72位“特約中國攝影師”與眾多自由攝影投稿者的責任擔當，以及某些已有的相似見證，新的“妙得”，是否能夠在“識質”與“妙得”的契合中出新？雖有攝影史上經典抓拍的表達和呈現的形式范例，但能否突破的確是一次非常態(tài)的比拼與較量，因為我們所希望看到的“妙得”，是在不違背“識質”與“記錄”兩種質性堅守之上的不同凡響，以及生發(fā)的更新更深的獨見，而不是不計后果的違規(guī)擺布與策劃演拍。因而，使“對著拍”，既不失掉“對著拍”的學術價值與創(chuàng)新使命，又通過廣泛的傳播與引導，使全民在認知“對著拍”的過程中，進行一次普及攝影本體價值、建立時代觀照的具重大意義的真實發(fā)聲。

藝術史上既有攝影模仿繪畫、攝影名作的形式挪移，也有繪畫史上古希臘著名畫家宙克西斯和他的競爭對手巴赫西斯“葡萄與布”比拼真實的“PK”與對攝影名作的借鑒。但終究與“對著拍”這種跨時空的東西方攝影師之間的實力及智慧的較量，以及其在中國攝影史上的開拓意義與歷史的重要價值和對“識質”與“妙得”的質性堅守，則難以對等。因而，求歷史縱向質性之變的真實構建，與對攝影本體表達堅守的刻舟求劍，是一種別開生面認識自己的重要實踐，既是期待，又是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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